■ 唐伟

杨女士认为服务员不该领酬谢，可能是从自己身为顾客的角度出发，但是笔者认为，拾金不昧者服务员的身份并不影响他拾金不昧的道德定性。而赠送酬金后索回，等于先给了人家“一个红枣”，然后再“打他一耳光”，如此反复与折腾的“逗你玩”，叫人情何以堪？杨女士的行为表现，是无法在道德上立足的，也无法获得认同。从事后舆论一边倒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她给报社打电话投诉曝光，相当于自揭其丑，不仅没有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反倒招来了满地口水。

但是这场口水战中没有胜者。做好事没有得到表扬而被伤害，这让人想不到，也想不通。赠送酬金后索回的行为是不理智的，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等善举需要精心的呵护，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即便不能得到褒奖，但也不应伤害。

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既需要表彰那些“最美”的善举，也需要防止伤害善举的行为。在制度上，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支持对拾金不昧者给予法理支持，规定应按拾得物品价值相应的比例作奖励。在国内，《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拾遗规定》）中规定：对拾金不昧的个人，可按拾获财物价值的10%的金额给予奖励。这个做法值得肯定。有了法理上的规范，也不会造成“不应领取”的误解与争执。如此，做好事者才能抛下顾虑，轻装上阵，社会道德的弘扬才会有可靠的基础。

笔者认为，与其一味指责杨女士，不如厘清以后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拾金不昧者，“道德追杀”不如“道德帮助”。我们不需要从道德上指责杨女士而获得的快感，而是要借此事件正本清源，将此作为一面反思的镜子，才能有助于推进社会道德的进步和风气的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