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朝书

我将往何处去

至此，问题似乎明了，从心出发、用心感知，已能在一定程度确定我的存在。然而，心，仍不是我的终极之地。

一个刻意回避的问题 ，在老师的“逼迫”下，终于无可逃避，那就是死亡。死亡是无力改变的现实。尽管，运用科学技术，可以让人的寿命从一百岁延长到两百岁、三百岁。我死了之后，我还存在吗？因老师的鞭挞，我开始思考这一不愿触动的问题。

触及死亡，心中满怀悲伤。由我推及到我的同事如小辉辉、央央、红红等人，她们死了后，还存在吗？她们死了后，将往哪里去？共事多年，已和单位同事产生情感，无法对她们的消失冷漠。

死亡是否会将一切肉体勾销掉，最终“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结局若如此无情，必死者的我已没有一丝力气继续活下去。

宗教产生及存在的意义，在我因触及死亡而绝望时，有些了悟。必死者的人无力承受死亡将肉体即我勾销掉的现实，力图找到人在死亡后的存在，宗教正是必死者为自己寻找的归途。不同的文明背景下，我的去处不同。老师明示：儒家以孝为宗教。通过祭祀，必死者得到慰藉，只要后代活着，我就会永在，故“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以灵魂转世告慰人。在灵魂的轮回中，死亡不再恐惧。基督教则以末日审判给人希望。世界末日时，耶稣将审判古往今来全人类，分别善人恶人，善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

在老师的明示下，可看到，祭祀祖宗是现世生活的延续，阴间只是阳间生活的夸张翻版，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人死之后属灵的去处迥异于现实生活。基督教描绘的人的终极去处，让我感到新奇，为我寻找我的终极所在提供了启示。这是阅读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的收获。

《圣灵降临的叙事》，刘小枫以一个问题进入：尼采宣告了西方基督教的死亡，这几乎成了汉语知识界的常识。20世纪初，尼采同样对俄国知识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然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从尼采意识得到的何以是圣灵降临的叙事的启示？

为解答问题，在《汉语神学与历史哲学》篇中，刘小枫以中国学术界过去对基督教的种种误解为“的”，一一进行“放矢”。

刘小枫的论述也廓清了我过去对基督教的不解。尽管我生活的城市也有基督教堂。

随刘小枫的论证进程，基督教的本质得以呈现：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伦理，而不是政治伦理。与犹太教和儒教不同而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根本上关注的只是个人生命的得救，而不是群体的生活道德秩序和社会的公义与平等，基督教能够提供的是个人绝对价值的观念和上帝为世界安排的自然秩序的观念。

由基督教的本质可看出，刘小枫苦心孤诣想做的是：以基督教补汉文化“缺乏个体”的天。这份苦心一以贯之在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等莫不如此。刘小枫想唤醒汉民族个体对“我”的追问，这是他投身基督怀抱的隐衷。的确，阅读完刘小枫的著作，我开始对我的存在有所感知。

刘小枫说，因基督教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基督事件（上帝的话语）与任何原初的民族性思想及其语文经验的关系都是紧张关系，基督事件对人类的民族性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信息，任何民族性思想语文要转向基督事件，都会发生根本性分裂。基督事件的福音消息带来的人的生存体验结构之转变，是“绝无仅有的人类精神的革命”，是生存意义认识上“完成的一次彻底的转向”。十字架的信息不仅与东方的智慧——犹太人的智慧，而且与西方的智能——希腊的智慧相抵触：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上的人不能够凭借他们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基督徒却宣扬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

刘小枫的话，让我有些明白，为何我生活的城市尽管有基督教堂，但我对基督却一无所知。因为，以爱为出发点的属灵的生活与我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

曾经，我触及到宗教的界限——死亡线。但是，没有基督的引领，我找不到身体内蕴涵的灵。生活不仅没有因死亡而提升，反而沉降。

阅读完《圣灵降临的叙事》，我知道了，死亡线使人类的可能性与上帝的可能性、肉与灵、暂时与永恒泾渭分明。在死亡线上，面对基督，我“口渴”。《圣灵降临的叙事》打开了我精神的突破口。我终于知道，死亡不是终极，死亡是生命的开始。同时，我也知道了，心不是我的终极之所，灵才是我的归宿，心是迈向灵的重要驿站；心对死亡带来的恐惧的感知，开启了我的灵。

对灵的理解，刘小枫从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处受到启发：从基督我在的受苦、受死和“成了”以及复活中，欠然我在获得了一种权力，把决定自己生命意义的权利从“这个世界”的统治中要回来，自己为自己设定在世的精神身位。“自己的精神身位”就是灵。获得“灵”的途径是，相信“基督之外无救恩”。

“基督之外无救恩”的认信确认的是：我能够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约束，纯粹地紧紧拽住耶稣基督的手，从这双被现世的铁钉钉得伤痕累累的手上接过生命的充实实质和上帝之爱的无量丰沛，从而在这一认信基督的决断中承担起我在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

“欠然”一词，刘小枫在《罪与欠》中有清楚阐述。罪与欠，阐释的都是个体生命的有限。相比“罪”，“欠”更能让人在情感上接受。基尔克果说：个体的有限与永恒之无限的确定关系，个体在生存上就已是欠负的了。刘小枫结合汉语，将欠负译为欠然，更能启迪人领悟自身的缺陷，并激发人修补自身的欠缺，最终，“排除一切‘这个世界’的约束，承担自身全部人性的欠然”，那就是修掉肉体的种种奴役，修出肉体中蕴含的灵。

因上帝的存在，人的灵找到了出路，生活质量得以提升，民族气质得以提升，这正是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想告诉读者的。俄罗斯思想家梅烈日柯夫斯基在写作中感知到圣灵降临的启示，故而能写出“宗教小说”。宗教小说在俄罗斯有一以贯之的传统，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而中国只有社会小说如鲁迅及市民小说如张爱玲。两个东方民族自然拥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气质。

为何中华民族不能感知到“圣灵的降临”，深爱着中华民族的刘小枫试图解答。沿刘小枫的解答路径，灵是人最终的归宿愈显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