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珂 整理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此次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代表铁凝说，这次会议让她想起了“72年前那一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回眸往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已经是72年前的事儿了。如果将它比喻成一个人的话，它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如此，还能忆起这位“古稀老人”什么往事呢？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与革命工作不协调的问题，并将考虑成熟的解决方案提出来：准备以他和秦邦宪（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先后约见了丁玲、周扬等20来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与他们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1942年5月2日下午13时30分，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百余位被邀请的文艺界代表参与了此次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16日、23日分三次先后举行，与会代表百余人，围绕着文艺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等诸多事关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基本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辩论。7年前，孙国林在湖南党史期刊《湘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章是经过孙国林27年的访问、调查所得到的珍贵、生动的资料，记叙72年前那场文艺座谈会的一些细节和花絮。当时孙国林说：“细节含深意、花絮连着‘根’，延安文艺座谈会能给我们许多启示，引起我们很多思考。”这启示是什么？

确立出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也是会议的重要部分。当时毛泽东找了3个人帮助初拟参会人员名单，周扬（延安后初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任延安鲁艺副院长）、舒群[当时已是成名作家，原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工作]和肖向荣。 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作了调整，最后与凯丰一起审定出席会议的名单。在最后确定的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完整名单中，除了延安文艺家外，还有思想、文化部门的一些负责人。同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凡是能够参加会议的，都要求莅会。当时，刘少奇在华中，周恩来在重庆，张闻天在农村。在延安的朱德、王稼祥、任弼时、博古、陈云、康生等被要求出席。1942年，抗日军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许多文艺工作者怀着满腔热情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但是他们的创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轻视工农兵、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政治和艺术间的关系，确立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此次会议还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抗日服务的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我们知识分于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在座谈会的最后，毛泽东开始作“结论”。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接着，他又论及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等。他还对当时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最后，他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

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开启了解放区文艺的新纪元，也领航了几十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此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遵照这次座谈会制定的文艺方针，全面展开了文艺整风运动。

延安座谈会后的几十年里，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确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1956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基础，把文学艺术领域出现的上述问题作为一项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文艺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 1979年12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了祝辞，明确肯定了《讲话》，肯定了党的“双百”方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2012年，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会上，胡锦涛重温《讲话》精神，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与延安讲话具有同样政治意义的事件应属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即鼓励党外民主人士给执政的共产党提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党在指导文艺工作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逐步提出的。“百花齐放”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在1951年。当时，国内关于京剧问题的发展出现了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另一派认为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1951年4月，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他主张京剧还是要不断创新，不单是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百家争鸣”是毛泽东在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提出要百家争鸣。10月，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会的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精神。当时，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百家争鸣”的口号还没有公开宣传。

“双百方针”的贯彻应该从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后才算正式开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讨论中，有人发言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虽然“双百方针”已经开始实施，但是“双百方针”的正式提出是在1956年5月2日，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毛泽东当时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可以肯定地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以来，在五四新文学传统和战争文化规范下的解放区文学传统间无形中形成的隔阂。“双百方针”在理论方面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论”，提倡文学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双百方针”正式提出并贯彻后中国出现了一批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

72年后，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两次会议都强调文艺要扎根生活，服务人民。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不能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习近平称艺术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大课题拉开序幕，在十几天前习近平出席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出席文艺座谈会，或许正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仅仅只是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而且是当年整个延安整风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样，这次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也应该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

据微信公号“人民日报政文”的爆料，习近平在座谈会上不但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文青”范儿，还借新上映的影片《黄金时代》，谈到了“五四”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批大师，留下了文艺精品。这一切让我们可以直观理解到的是，习近平对文艺工作非常重视。他在会议上强调过这一点，“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习近平在讲话中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可以说，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论断，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富有创造，颇有新意，既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鲜明表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的文艺思想理论，又把文艺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现实高度和未来高度加以研究和把握，充分彰显了党在新时期文艺事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重要论述和论断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新情况、新问题，着眼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新期待，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本文参考资料：湖南党史期刊《湘潮》、《延安文学座谈会纪实》、新华网《永远的丰碑 红色记忆：延安文学座谈会》、《中国文明网——地方传真》、《浅谈新时期中国文艺现状以及发展方向》百度文库、《中国梦》百度文库、《媒体解读：习近平为何在这个时候召开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