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朝书

活着，这是一个问题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到面对人生困境时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生活观：“拯救与逍遥”。

《拯救与逍遥》是刘小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著作。该书几经再版，在《孔夫子旧书网》，至少可看到7种不同版本。我阅读的是2011年黑色封面版。

据说，该书当年曾引起学术界地震。书中有不少振聋发聩之言。最吸引我的章节是《“天问”与超验之问》。

屈原，中国诗人及儒士迈不过的一道坎。然而，屈原之后，进入他的内心以及他的问题的，廖廖无几，诗人杨炼及刘小枫算是为数不多的进入者。

屈原的问题是每个中国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的问题。随着刘小枫对屈原“天问”的解读，对儒家“天”的抽丝剥茧，儒家文化的欠缺清楚地摆在读者面前。我比较孤陋寡闻，是否还有学者对儒家的“天”进行透辟论析，不太清楚。但，刘小枫的论析思路清晰、论证严密、观点新颖，而且，我的老师杨丹叔先生认同他的某些观点。故，大胆向读者们推荐《拯救与逍遥》一书。

透过屈原问天，再次说明，人是有灵魂的，灵才是人的最终所在。灵是人的精神解放后开出的花结出的果。

屈原怎样被逼到向苍天讨说法的地步呢？历史故事，家喻户晓，每年端午节故事重温。然而，故事背后的真相，千年过后，刘小枫慢慢将它揭开。刘小枫像一个侦探，侦查一个隐埋了千年的秘案。稍微有好奇心者，都会对刘小枫的行动感兴趣。

“生不逢时”、“昏君”、“身为楚国贵族”等等，都只是案件的线索，而不是根由。将屈原逼上绝境的是：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君子人格。

君子，注重自身修养，不仅本心可以自足，而且可以与历史社会和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曾鼓励了从古至今不少的中国人努力去做一个君子。君子人格之所以意志自足，乃因为君子人格内在地具有天道的价值蕴涵。君子个体把外在秩序天道即王道内化为人格的内涵，反过来也成了君子人格自足意志的价值根据。这是屈原发出“天问”的原因所在：屈原的君子人格不是内在爆发的，而是外在强加的。儒家以一个绝对正确的“天”为前提，然后，通过修养将前提条件变成君子生存的必然条件。故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

然而，以外在的混沌的天代替生命本质，必然会在生活中撞墙。当有一人，如屈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必须信奉王道”时，儒家的天就无力回答。

刘小枫深刻阐述了儒学“天人”的两端并非是一种创世论的关系（如上帝创造了人），而是共生性关系。儒学中的天的观念在价值语态上几乎等于零，无论如何让人难以信任君子的“替天行道”。所谓“天人合德”，实质上等于人人合德。刘小枫也即屈原发问：道德本体的根据是什么？君子之本心吗？君子之圣体天心可以成为道德本体的根据?君子有没有陷入过荒谬和恶呢？只要是谈论道德，就肯定没有问题？儒学信念真的没有陷入过荒谬？

为慎重起见，刘小枫进一步寻找“天”与人同一的基点。“天”有意志，人也有意志，意志及其创生的能力成为“天”人同一的基点。

刘小枫以《易传》性体论的基础“万有含生说”为论述出发点。阐明所谓“德”、“诚”、“性”，说来说去乃是同一个“生生”（创生意志），也就是所谓“天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子人格的意志自足的根据，在此最终落实。“天”有生命大流，人亦有生命洪流，两者说到底都是同一个河流，所谓合德无异于与自身合德。“天人合德”就像一个重言式，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德”本来就内涵于“天”和人之中。况且，在“德”的大生命形态上，“天”人本来就不分，没有分哪来合？“天”与人原本就是一个大生命（德）。

刘小枫得出结论：在儒学那里，“天”与人实质上是一码事，正如“天道”与“人道”据说就是同一个道。无论君子“反身而诚”所禀有的生命意志还是道德本性，都不是从一个超越的“天”那里得来，君子从“天”那里得不到比自身本有的更多的东西。

刘小枫难能可贵地看到了现象，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欠缺：缺失超验世界。儒学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儒家学说以原生命为出发点，与道家学说在性体论上一致，儒、道都只有现世，而没有超世。儒、道追求的圣或仙都只是肉体的延续。因缺失超验世界，当屈原提出约伯式的问题“为何我按照君子的要求去修身，却要遭受放逐”时，无人可以回答他的问题。约伯的提问，“一个义人为何要遭受不幸”，让《旧约》涅槃，诞生《新约》，推动基督教发展。然而，屈原之问，却沉睡了几千年。这是我们民族该反思的，而不是一天到晚忙着证明，西方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甚至天真地想用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

现世问题得不到解答，“圣”即是起点也是终点。屈原的问题换一种方式表达：屈原问，“为什么我要成圣”；圣人答，“因为你必须要成圣”。问答的循环与无解，可见一斑。故而，“我是否还值得活下去”这一关乎超世的问题对屈原只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求索而不得，只有死路一条。屈原投江自杀了。

屈原之问，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个体之问。他发出了“为何而活着”之问。屈原之死，是世界历史上首例诗人的灵魂之死。屈原的灵，在儒学里找不到突破口。

通过屈原之问及之死，华夏文明下成长的我被梳理了一遍，也明白了，为何自己曾经站在死亡线上，但却找不到死亡后存在的意义，只有将死亡带来的绝望用肉体的麻木去消解。生活没有提升，反而沉沦。这也是屈原之后中国诗人除为数不多的几人如陶渊明、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外精神境界渐趋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屈原之问相对照，刘小枫介绍了耶稣之问。耶稣在绝望中抵制魔鬼撒旦对他的种种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显示奇迹、拥有罗马万国，让人懂得人类的苦难靠任何现世的手段都无法消除。耶稣经历的孤独和忧伤，是人的现世处境的超越性转化，与圣爱同在成为人的新的在世处境。

刘小枫说：欧洲因为有了超验的神性形象（上帝），必然就有超验的根据，有超验的根据，必然得有询问超验根据以至超验形象本身的法则。这就使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还是形而上学实体，正是西方君子一再追问的。有了超验的形象及其超验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类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

沿屈原之问与耶稣之问，“拯救与逍遥”两种不同的生活观诞生。中国文化下，道家“逍遥”与儒家“济世”相补。“逍遥”成为君子“济世”之路不通时的“救命稻草”。这是为何屈原之后中国很少再有诗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刘小枫将陶渊明与荷尔德林相对比、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比、鲁迅与卡夫卡相对比，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自然形态在西方思想中，从一开始就被超逾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式的逍遥之境是山水田园，而现代虚无主义的逍遥之境只会是荒诞的一片荒漠。就世界和人性的意义问题而言，罪、荒诞、永罚的观念是真实的，道家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比起西方的超自然状态的观念倒显得是一种虚构。原生的自然状态不是属人的状态。没有或沉沦、或得救、或生、或死，“人”活在意义之中吗？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是就人的精神性而言的，动物没有“世界”——其实也没有生活。道家的自然状态没有“人”、没有世界。庄禅式的逍遥人不过是这个世界和生活关联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并非真的与世界和生活关联不相涉，而是以一种反常的关系在世。

《拯救与逍遥》第一次揭开了儒、道思想的真相。儒家，虽有一颗火热的心肠，但因儒家思想是外在强加的，故而，践行中，中国诗人不觉滑向道家逍遥思想。逍遥的结局是，人，与世界与生活无关。“局外人”与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如此，写的诗、做的文，不过是吟风弄月，与人无关。

与此相对，欧洲诗人在基督之爱下，在对人的罪与恶的观照中，找到了灵魂的出路。其作品也充满了灵魂哭泣、挣扎、呐喊的声音。至此，可以回答，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的提问：为何中国只有社会小说与市民小说而没有宗教小说。因为，我们的灵还没有打开。

为什么，灵是人的最终归属呢？我的老师说，因为人来自于天空，来自于无限，故而，无限蕴涵在人的本性中。只有无限的时空，才能彻底满足人的需求。有限的肉体无法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对于有限的肉体，无限，只有在人的精神领域里才可能实现。因此，精神世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的灵，才是人的最终归属。

也许，有“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士会不服气，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没有产生“三重世界”？这里要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我的老师说，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古代，中原地区，除黄河下游地区，因黄河泛滥，生存较为艰辛外，“天”（地理环境）、“人”的力量基本平衡，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国人超脱了对“天”的绝对崇拜，而是相信“天人合一”、 “人定胜天”；中东地区，“天”（地理环境）的力量虽然远远大于人，但中东地区的天不像青藏高原那样具有绝对的力量，让人在自然面前无一丝反抗之力，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东地区人们相信“天”即“上帝”的绝对权威，并在上帝的绝对权威下，自为生存；希腊，因海洋提供的丰富物产，生活优裕，人的力量大于“天”（地理环境），所以希腊人不崇拜“天”，而是相信人的理性。

一个客观事实是，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好东西”如资本、上帝等都应该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各民族生存环境有限，其文明也有限。如果非要强调自己的文明包罗万象，不是疯子就是白痴。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我们的思维不应还停留于寻找证据证明本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打破地域限制，探寻三大文明的缺失，为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是本国文明，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