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时。又是一年生者与死者在缅怀中相遇的时节。自有生命以来，死亡就是生命不可逾越的界限。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意味着生命的不再存在。因此，从古至今，跨越死亡，是人类坚持不懈探索的主题。时至今日，在科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类已知道死亡是生命不可逆转的结局。然而，在死神面前，人类高贵的情感——缅怀却可以打破自然的法则。在生者无尽的缅怀中，死者又鲜活地重现，生命的故事又一次次地上演。通过缅怀，生者感悟了生命的奥义，明晰了生活的意义，激发了生活的动力。在清明之际，本刊特策划了“清明·让缅怀成为一种高尚的生活”专题报道，共同缅怀逝去的亲人、烈士、民族精英，以此为生命纪。

■ 扎西次仁

有关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帮助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见诸于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媒体的有很多。最近，笔者在学习整理甘孜州历史时，又接触到一些新的史料，现转述如下，与大家分享，再次深切缅怀中国共产党最真挚的朋友——格达活佛。

一

1950年7月，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托，为劝说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从西康甘孜前往西藏，路过昌都时，遭到国外反动势力和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百般阻挠。是年8月，被敌对势力投毒致死，享年47岁。 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传来，全国为之震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分别向西康省人民政府发来唁电。中共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负责同志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按宗教仪式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在众多的唁电中，有一份来自千里之外，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签署的唁电，尤其引人注目。唁电中对这位活佛在1936年红军长征途中遇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由同情红军、帮助红军以至后来在甘孜地区积极发动藏族人民支援红军、参与建立了‘甘孜博巴政府’”进行追述。并称赞他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我为失去这位朋友感到万分悲痛”。邵式平为什么称他为“真挚的朋友”？他们又是怎样相识、相知、相交的呢？周赛云先生撰写的《邵式平与格达活佛的情缘》一文批露了他们之间这段鲜为人知的不寻常故事。

邵式平，江西弋阳邵家坂人，是我党我军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是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闽浙赣苏区和红十军的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31年11月和1934年6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金川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政委。

1935 年6月,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8月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邵式平所在的五军团划为左路军归张国焘指挥。这时，张国焘一意孤行置中央劝告不顾。1936年2月,左路军迫于当时形势,退却到甘孜地区, 一边休整、一边筹建苏维埃政府。时任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的邵式平也随军来到甘孜, 此时, 落在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他除了筹建地方苏维埃政府之外,还要为部队筹集粮草。当时又正值隆冬季节, 全军将士面临着棉衣无着、给养无望的困境。甘孜地区地广人稀,是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农牧区。由于当地土司、头人听信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加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老百姓都怀着恐惧心理东躲西藏,就连那些一贫如洗、受苦受难的牧民也跟着躲进深山老林或边远山区, 这情况为部队补员和粮食筹集带来很大困难,同时红军进驻甘孜地区以后, 由于水土不服等种种原因,伤病员骤增,邵式平为此伤透了脑筋。

正在这时，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毅然站出来，不仅救治红军伤病员，把寺院储存的粮食拿出来支援红军，而且还动员百姓给红军筹集粮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邵式平感到格达活佛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就把我党即将在甘孜地区召开各届僧侣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苏维埃“甘孜博巴政府”这一情况向格达活佛作了通报, 并邀请格达活佛作为白利寺的代表出席这一大会。格达活佛也从朱德、刘伯承、邵式平等一批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更加坚信,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全心全意为藏族人民谋利益, 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建设好自己的家园, 于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36年5月5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甘孜博巴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 这是土地革命时期, 共产党在藏族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邵式平兼任博巴政府的党代表, 选举格达活佛为博巴政府副主席。同时组织了两支完全由穷苦藏民组成的部队, 一支为骑兵连、一支为警卫连, 负责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随着“甘孜博巴政府”的成立,在红军帮助下, 丹巴、道孚、炉霍等地方也纷纷建立县级“博巴政府”。同时，四方面军派出大批红军干部到农牧区、集镇、部落发动群众, 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指明少数民族斗争出路,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姐妹团”等群众组织，部队还帮助藏民进行农业生产。邵式平和格达活佛一起总结了部队进入藏区后的工作经验，制定了“藏区工作十要十不要”，经红军总部批准，由甘孜博巴政府颁布施行。上述工作在广大藏民中传播了革命思想，使红军与藏民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大批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贫苦农牧民出生的天宝、扎西旺徐、扬东生正是这个时候加入了红军。

不久，红军继续北上抗日。朱总司令、邵式平依依不舍向格达活佛辞行话别。格达活佛难过地说:“你们走吧,国家需要你们, 民族需要你们, 你们是一支王师部队,是一支仁义部队, 菩萨会保佑你们的。”

邵式平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 竟会成为诀别……

二

1943年,邵式平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 有一次毛泽东就“甘孜博巴政府”一事, 询问了邵式平。 邵式平把当时红军到达甘孜后的处境,与格达活佛的相识相交,“博巴政府”的名称等等作了详细的汇报。当讲到“博巴政府”称呼时, 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名称用得好,用得好, 既有阶级性、也有广泛性。”听完邵式平的汇报之后, 毛泽东感叹地说: “可以这么说, 这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胜利(原来毛泽东这句话是针对张国焘于1936年3月15日在道孚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强调红军在康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而说的)，而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倡导普渡众生的佛教领袖,一个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为宗旨的共产党人, 你们存异求同、精诚合作,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为红军北上解决给养,这难道不是统一战线的胜利嘛。再说,格达活佛从同情革命发展到支持革命, 最后参与革命,这也充分说明党的统一战线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1949年12月，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传到了康藏高原，当年的红军就要回来了。格达活佛当即与当年甘孜博巴政府的领导人夏克刀登、邦达多吉商量，决定派柏志、旺嘉、泽朗代表康藏人民从德格玉隆出发，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等地辗转前往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旗致敬，希望解放军早日解放康藏。对此，新华社于1950年2月——5月对他们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连续报道。现将新华社的报道辑录如下。

195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西康藏民代表抵京朱德副主席昨予以接见路经西安曾向彭德怀主席献旗》的重要消息。

新华社还刊发了由记者柏生对西康藏民代表作的专访。

藏族人民渴念解放军访西康来京藏民代表

柏生

和记者握手的三位刚从西康远道跋涉抵京的西康藏民代表，都是西康“博巴政府”时代的人物。“博巴”就是藏民的意思。“博巴政府”是产生于一九三四年。那时候，中国伟大的人民军队，当时称为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由朱总司令帮助西康藏民在甘孜组织了藏民自己的这个政府。

他们之中最老的一个是蔡良(即泽朗)，今年已经五十岁了，但仍是那么健壮。另外两位是汪嘉和伯志。伯志曾在内地蒙藏学校读过书，会说国语；汪嘉和蔡良都只会说藏语。汪嘉并能写一手好藏文。

我们的谈话是由伯志和另一位新近方由青海抵京的藏民彭措扎西担任翻译的。汪嘉为我们介绍着“博巴政府”时代的情景。“博巴政府”初成立时，力量是很薄弱的。那是一个类乎游击队的组织。这个政府，曾努力要使穷苦的藏民能够得到翻身。那时的红军在甘孜住了两个月，和当地的藏民相处的感情非常好；直到离开甘孜后，藏民感于这种崇高伟大的友谊，都自动地把红军的许多伤员保护起来。此后，“博巴政府”继续领导着进步的藏民，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十余年来，他们一直在怀念着人民的军队，热切地打听着红军的消息，并在藏民中传播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英勇故事。不久以前，兰州和西宁解放了，消息传到西康，藏民们欢喜得如同自己已经解放一样。因之，迫切盼望自己真正获得解放的心也沸腾了。(下转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