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倔鳗

惬意地洗个澡，我拿着镜子用欧拉的化妆品给自己化妆。马丁小姐凑过来，像小猫一样好奇地看着我，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放下镜子问，“马丁，你不化妆吗？”马丁小姐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她说，“二十六年来我就化过两次妆，一次是小学的合唱演出，一次是中学的戏剧演出。我喜欢挑选一些漂亮的衣服，可我不想在脸上画什么东西，太难受了。”说完她用手使劲揉了揉脸，好像上面真的已经被涂抹了什么东西。我再一次细细打量马丁小姐。她全身上下没有多余的赘肉，也绝不是中国式的瘦弱。她的皮肤很细腻，脸上洋溢着年轻的光彩，健康而干净。她说她会陪别的姑娘去第一天她带我去的教堂，问我要不要同行，我想了想决定还是不去，马丁小姐离开后，我才发现房子已经是空空的了。我从窗户望出去，乔治和其他几个男孩儿在不远处的空地上玩儿铁球。化好妆，翻出最干净的衣服，我独自向圣拉惹走去。今天下午好像大多数酒庄都完成了葡萄采摘的工作，我走过第一天走过的大路，两旁的葡萄田看上去和几天前没什么变化，但你要是走近一点，拨开叶子就会发现，葡萄已经没有了。一个收获的季节慢慢结束，接下来，叶子会变黄，变红，然后枯萎，掉下来，冬天会来，失去色彩，变得静谧，人们会想着在冬天搬去大一点的城市，去电影院，去剧院，过圣诞节，去旅行，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再回到这里。我明天就要离开了，这里不会记得我，因为我同别的摘葡萄的人一样，只是一名过客，可我会记得这里，这里的人，土地，葡萄，酒。波若莱的酒，在法国没什么名气，但是从此以后，这里的酒于我有了特别的意义，当我再次品尝到那十二种本地酒的时候，我还会回忆起不同的地方葡萄田间的差异。想着想着，我到了圣拉惹。逛进村里小小的旅游局，一些游客正在里面品尝葡萄酒。不多一会儿他们起身到柜台结账，原来是从美国来的游客。生产葡萄酒并不是法国的专利，美国的产量也很大。不同的是，美国在葡萄采摘上的机械化程度比法国高得多，这倒不是因为法国落后，而是态度不同。有一个一起摘葡萄的加拿大魁北克的女孩儿，她学习的专业和红酒相关，她告诉我，机器采摘葡萄便宜，高效，但是也会混入大量的叶子从而影响葡萄酒的味道。法国不是没有受到影响。现在法国每年雇佣摘葡萄的人的总数在逐渐减少，因为葡萄树会有产果的年限，有些上百年的葡萄树，不会再结果了，就会被挖掉，然后种上新的小葡萄树。这些新的小葡萄树会安上框架，这样以来机器就能顺利的进行采摘而不再需要人力。尽管如此，所有讲究一点点品质的酒庄主还是会雇佣一些摘葡萄的人，延续着这每年初秋的“节日”传统。旅游局工作的太太听说我在这边摘葡萄，笑着说，“啊，那你现在品尝酒的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判断。”说着给我倒了一种名叫巴哈蒂的果酒，法语意思是“天堂”。这种果酒，取的是葡萄第一次压榨后的原汁，只发酵几日就可饮用，保留着浓郁的葡萄汁的甜味和微微的一点酒味。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巴哈蒂！可是巴哈蒂只能在新鲜的时候饮用，无法保存，在其他地方买不到。我灵机一动决定回到夏荷农家，他们一定也有巴哈蒂。

走回屋舍，夏荷农先生不在。夏荷农太太说他应该在酒窖那边。于是我朝酒窖走去，在门口，遇见了开车要离开的夏荷农先生。我拿出我的矿泉水瓶说明来意，夏荷农先生笑着说他现在要去弗勒里接他父亲，我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我听说他要去弗勒里，连忙说带上我吧，于是我坐上夏荷农先生的小卡车，风风火火地朝弗勒里开去。二十分钟以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浅浅的山区，山坡起伏，满是葡萄田。远远地就看见站在路边的老夏荷农先生。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前几天他也偶尔出现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带着一条拉布拉多犬。他见我第一次，和很多别的法国人一样，问我，“你们吃狗肉吗？”我说“不吃，那不是我们最常见的食物。”他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失望，“中国，中国”，他重复了两遍，“我没去过中国，但是我在巴黎见到好多好多中国人，他们很吵。”他说这话没有带批评的语气，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对着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笑笑，心想至少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那一点印象来自自己的体验而非报纸和新闻。老夏荷农先生并不是他们家唯一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夏荷农先生和夏荷农太太也都没有去过中国，甚至没有去过亚洲。夏荷农先生有一双儿女，女儿曾去过台湾做半年的交换学习。老夏荷农先生有三个孩子，夏荷农先生是老二也是唯一的男孩儿。酒庄的生意是家族产业，或者说，是小小的家庭产业。夏荷农先生说他们每年生产的葡萄酒并不多，大约15000瓶。我不知道机器采摘的葡萄有多少，但是就我们二十多个摘葡萄工人的活儿来算，每人每天平均可以摘300多公斤的葡萄，一天收获9000公斤的葡萄，收获季大约12天，也就是一共108000公斤的葡萄。每一瓶葡萄酒，要用7.2公斤的葡萄。这只是最保守的估计。夏荷农先生家的小酒庄生意到他是第三代，八九十年的生意。在车上的时候夏荷农先生和老夏荷农先生一起给我讲他们这个家庭小生意的故事。老夏荷农先生说，他当初选择从事这份工作是没办法，因为父亲生病残疾了，他作为长子需要继承父业养家糊口。那个时候他还小，也没想过做别的什么，但是几十年来，渐渐爱上了这份事业。我看着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穿着打扮和夏荷农先生很像，短袖衬衣配短裤加登山靴，行动矫健。到了夏荷农先生这一代，他们已经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恰好夏荷农先生自己也喜欢，所以就继承了下来。可是到了夏荷农先生孩子这一代，他们不再对这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工作感兴趣，夏荷农先生的两个孩子，一个学金融，一个学工程，他们都不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土地上。夏荷农先生打趣到，“如果你有认识的中国人想在法国买酒庄的，一定要告诉我啊！”

回到酒窖，夏荷农先生给我装了一瓶巴哈蒂，我抱着我的第二份“宝藏”回到了屋子。那天晚上的晚餐是免费的，因为到了第二天，大部分的人都会离开，马丁小姐，欧拉，艾米莉亚她们会留下来，继续弗勒里的采摘工作。我，乔治，阿尼娅和其他一些人则会离开，有的转去别的酒庄摘葡萄，有的则像我一样回到本来的生活。那天晚上大家喝酒喝得尽兴，却没有过多分别的忧伤。我和那几个要好的小姐妹交换了联系方式，相约有一天还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相见。在农庄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睡得很晚，马丁小姐和我坐在夜色中聊天，聊爱情，聊戏剧，聊生活。她说她与相恋6年的男友就像柏拉图所说的果实的两半；她说她不喜欢只关注同性恋，犯罪或者其他极端题材的戏剧，她认为那不是戏剧应该有的样子；她说她未来想去新西兰生活，因为那里全是自然……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离开的四个人同大家告别，夏荷农先生一大早去了别的地方所以不在。夏荷农太太拥抱了我，说，“欢迎你明年再来。”

我回到马赛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今天收到马丁小姐的信，她在信中说，思万奇（波兰语中的“亲爱的”之意），我刚结束了我为期三周疯狂的摘葡萄的工作，我现在在去都柏林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