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朝书

灵魂是人的最终归属

通过屈原之问及之死，华夏文明下成长的我被梳理了一遍，最终明白了，为何自己也曾经站在死亡线上，却找不到死亡后存在的意义，只有将死亡带来的绝望用肉体的麻木去消解。生活没有因为对灵魂的追问而得到提升，反倒因此而沉沦。这也正是屈原后中国诗人除为数不多的如陶渊明、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外精神境界渐趋下降的根本原因。

与屈原之问相对照，刘小枫介绍了耶稣之问。耶稣在绝望中抵制魔鬼撒旦对他的种种诱惑：将石头变成面包、显示奇迹、拥有罗马万国，让人懂得人类的苦难靠任何现世的手段都无法消除。耶稣经历的孤独和忧伤，是人的现世处境的超越性转化，与圣爱同在成为人的新的在世处境。

刘小枫说：欧洲因为有了超验的神性形象（上帝），必然便有超验的根据，有超验的根据，必然得有询问超验根据以至超验形象本身的法则。这就使先验的反思和超验的追问成为可能，使询问绝对价值的真实可靠性成为可能。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上帝，是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基督还是形而上学实体，正是西方君子一再追问的。有了超验的形象及其超验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类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

沿着屈原之问与耶稣之问，“拯救与逍遥”两种不同的生活观由此诞生。中国文化下，道家“逍遥”与儒家“济世”相补。“逍遥”成为君子“济世”之路不通时的“救命稻草”。这当是为何屈原之后中国很少再有诗人自杀的重要原因。刘小枫将陶渊明与荷尔德林相对比、曹雪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对比、鲁迅与卡夫卡相对比，阐述了一个深刻道理：自然形态在西方思想中，从一开始就被超逾了。这就是为什么，庄子式的逍遥之境是山水田园，而现代虚无主义的逍遥之境只会是荒诞的一片荒漠。就世界和人性的意义而言，所谓罪、荒诞、永罚的观念是真实的，道家的自然状态的观念比起西方的超自然状态的观念倒显得是一种虚构。原生的自然状态不是属人的状态。没有或沉沦或得救，或生或死，“人”活在意义之中吗？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如海德格尔所言，“世界”是就人的精神性而言的，动物没有“世界”——其实也没有生活。道家的自然状态没有“人”，也没有世界。庄禅式的逍遥，人不过是这个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局外人。所谓局外人，并非真的与世界和生活关联不相涉，而是以一种反常的关系在世。

《拯救与逍遥》第一次揭开了儒、道思想的真相。儒家，虽有一颗火热的心肠，但因儒家思想是外在强加的，故此在践行中，中国诗人不觉地滑向道家逍遥思想。逍遥的结局是：人，与世界，与生活无关。从这种意义上讲，“局外人”与植物人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如此，写的诗、做的文，不过是吟风弄月，与人与人的灵魂无关与世界无关。

与此相对，欧洲诗人在基督之爱下，在对人的罪与恶的观照中，找到了灵魂的出路。其作品充满了灵魂哭泣、挣扎、呐喊的声音。至此，可以回答，刘小枫在《圣灵降临的叙事》中的提问了：为何中国只有社会小说与市民小说而没有宗教小说。因为，我们的灵魂还没有被打开还“完整”地埋藏在现实世界之中。

为什么，灵魂是人的最终归属呢？我的老师说，因为人来自于天空，来自于无限，故而，无限诞生之初就蕴涵在人的本性中。只有无限的时空，才能彻底满足人的需求。而有限的肉体是无法完全满足人的需求的。对于有限的肉体，无限，只有在人的精神领域才可能实现。因此，精神世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之灵魂，才是人的最终归属。

也许，有“热爱民族文化”的人士会不服气，为什么中国的土地没有产生“三重世界”？这里套用马克思的一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我的老师说，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的文明。古代，中原地区，除黄河下游，因黄河泛滥，生存较为艰辛外，“天”（地理环境）、“人”的力量基本平衡，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国人超脱了对“天”的绝对崇拜，而是相信“天人合一”、 “人定胜天”。而在人类古老文明又一发源地的中东地区，“天”（地理环境）的力量虽然远远大于人，但中东地区的天不像青藏高原那样具有绝对的力量，让人在自然面前无一丝反抗之力，所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时期，中东地区人们相信“天”即“上帝”的绝对权威，并在上帝的绝对权威下，自为生存；希腊，因海洋提供的丰富物产，生活优裕，人的力量大于“天”（地理环境），所以希腊人不崇拜“天”，而是相信人的理性。

一个客观事实是，各民族生存环境有限，其文明也有限。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今天，我们的思维不应还停留于寻找证据证明本国文明的优越性，而是，打破地域限制，探寻三大文明的缺失，为人类文明而不仅仅是本国文明，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