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他父亲把茶叶从雅安运到康定，再经八窝龙到木里进云南，最后到达西藏和印度。后来，扎西郎波的生意做大了，手下有20多个雇工，有自己的马帮，大概60匹骡子、三挺机关枪、步枪两杆、手枪三杆，据说这些军火是从云南的军阀那里买来的。扎西郎波靠溜索的便利发家，在云南、康定这些城里开了锅庄，在老家修了500多平方的房子。

关于这条溜索当年的繁荣，记者在另一位老人讲诉的故事里间接得到了印证。

四郎泽姆已经70多岁，每天拄着拐棍坐在墙根晒太阳。阳光下，她的一头白发显得明亮而干净。四郎泽姆记得，一批批商人的盐巴、茶叶、布匹从溜索上过去了，它们去了木里、云南、拉萨和印度，却没有一粒盐巴、一片茶叶、一丝布匹来到四郎翁姆手里。

14岁那年，四郎泽姆到八窝龙的头人桑巴家做了娃子。每天，她要过两次溜索，到对岸上山砍柴。坐溜索返回后，四郎泽姆还要完成头人家安排的其它差役。四郎泽姆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八窝龙，去外面看看人们天天谈起的城市。

后来，随着各地交通的发达，这条商道逐渐萎靡，八窝龙和自己的溜索以及扎西郎波曾经的生意一起从人们的视线中慢慢消隐下去。现在，从九龙县城到八窝龙需要大半天的车程，一路上烟尘扑面，颠簸不已，如果运气足够好，能够搭上顺风车的话。

为了照顾孙女读书，哈西布杰在八窝龙租了房。哈西布杰说，从老家博乌乡关鸡村到八窝龙中心校只需要走半个小时。但他的大儿子读书的那些年，由于当时户口管理严格，他没办法把儿子送到九龙县读书。

当年，父子俩望一望悬卧在江面上的溜索，一转身，走上了去木里县读书的路。父子俩带上锅盔、帐篷，晓行夜宿，骑了三天马赶到乡上，再辗转七天到达木里县城。直到自己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这样艰苦的行程才告一段落。

如今，哈西布杰的大儿子在绵阳市工作，用哈西布杰的话说“算是进了城”。现在，哈西布杰把愿望又寄托在了两个孙子身上。哈西布杰告诉记者，现在博乌乡关鸡村一共有9个孩子在八窝龙中心校读书，这些孩子在溜索上来回，为了奔一个前程，为了走进县城，去更远的地方。哈西布杰说，大家都希望桥早些修好。

当天，在忙忙碌碌的溜索上，记者看到了一个男孩，他叫四郎杜吉，12岁。由于家中困难，母亲早逝，他走进学校的时候确实有些晚了，无力跟上学校的进度，终于辍学，每天和父亲经营药草生意，频繁出入县城。

但有时候，离开故乡，走向更远的地方求取生存，对高山峡谷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八窝龙的人们讲，去年虫草量少、价低，指着靠山吃山的人们即使进了城，有时候，也不得不面对两手空空的命运。好多年来，男人们走出去讨生计，女人们则从这里出发，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

溜索悬卧江面，这里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经过溜索，尝试摸索着离开这里。对这里的人们而言，进城是历史，也是现实，而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悬卧着一根溜索。烈日下，八窝龙那单调又赤裸裸的绿色，顿时让人对生活生出一份饥饿感，而饥饿感的另一端是河对岸被日头晒得焦黄的高山和土地。

守望

就在记者采访一个个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的时候，那悬在溜索上的日子却慢慢折射另一种光泽。就在人们一次次准备离开这片祖辈耕耘过的家园的时候，留下来的人们却让记者一次次感受着“守望”两个字蕴含的意义。

在八窝龙，到处是瓦房，可有一栋楼却从瓦房丛中挣脱出来，显得高大挺拔。那是八窝龙小学新修建的教学楼。这所学校的老师分别来自内地、阿坝州以及甘孜州。在采访的那些天，记者时常听到孩子们清晰的读书声。学校还在重修篮球场，预计来年可以完工。

在八窝龙，记者走进村子里石头垒筑的巷子，戴红领巾的孩子们远远地看见记者来了，全都站在一旁，挺着身子敬队礼。在八窝龙村，乡干部们正在为雨季到来做准备，以预防公路垮塌，并随时做好准备抢修道路。

在八窝龙，村里人告诉记者，他们初略地计算过，大概有两百多对夫妻靠着溜索这根红线结成了一家人。横卧在江面上的溜索变成了一根红线，雅砻江两岸的男女坐着溜索恋爱、结婚、生子。

降初泽仁73岁，他的儿子就是过溜索到对岸收蘑菇时认识了现在的媳妇。而当年降初泽仁的儿媳妇则坐着溜索过河，明着看病买东西，实则来看自己的意中人。说起往事，这些早已为人父母的人大大方方讲起过往，前仰后合笑得厉害。

在她们的笑声里，记者听到了不一样的溜索；在他们的眼神中，记者似乎看到了溜索留给人们的不单单是苦难的记忆。溜索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可溜索上的艰难生活却也磨练出了他们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当记者听完降初泽仁的讲诉，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1956年3月13日，一伙残匪从理塘、雅江赶过来，坐溜索过雅砻江，悄悄摸进了八窝龙，一夜杀害了十多个民改工作组干部。一时间，八窝龙风声鹤唳，鸡犬不宁，村民们吓得胆颤心惊，躲在家里不敢吱声。

土匪撤离后，乡上连忙组织人守护溜索。16岁的降初泽仁和七八个小伙子轮流换岗，等待部队到来。数天后，解放军的一个排坐溜索过河剿匪。仅40分钟，追击残匪的战斗结束，解放军顺利剿灭了土匪，给村民带来了安宁。

16岁的降初泽仁立刻找到部队，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参军。得知降初泽仁的实际年龄只有16岁，部队回复：年龄太小，不能参军。临走时，一名解放军战士将一双胶鞋赠送给了降初泽仁。1960年，降初泽仁穿着这双胶鞋参加了解放军，是藏民团第二批入伍军人，降初泽仁跟着部队在康藏高原出生入死，追击土匪。

退伍后，降初泽仁回到了八窝龙村。如今，闲暇时，他总会向年轻人说起与溜索有关的悲剧和战斗故事。所以，当记者提出要找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采访，请教有关溜索的往事的时候，从乡干部到村民，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降初泽仁。

在采访要结束的前一天，记者和八窝龙的乡干部们聊起了修桥的事。乡上的张书记曾经是一名援石干部，去年，他刚结束在石渠的工作回到乡上。他告诉记者，修桥的工作已提上日程，他们和木里方面协商，决定双方共同建桥。同时，考虑到溜索的文化和历史价值，县上和州级相关部门正在考虑将溜索保护起来。

离开八窝龙后，记者在互联网上得知，2015年底，我省现有的99处溜索将建成安全便捷、高质量的桥梁，27.44万群众将彻底告别溜索。同时，媒体和专家也开始呼吁：考虑到溜索的人文历史价值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在实施“溜索改桥”过程中，最后的溜索可适当保持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