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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1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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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的十八军老战士撰文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80周年
红军回来了
2015-05-31

■魏克

作者简介:

魏克,1920年11月14日生,男,汉族,山东济南人,小学文化程度。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青年干事、指导员、保卫干事、保卫科副科长、敌工科长、宣传科长、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文化部副部长、青年部部长兼任西藏青年团工委副书记。昌都警备区政治部主任、群众工作部部长兼任中共达孜县第一任书记。419部队政治部主任、50军政治部副主任、成都陆军学校副政委,1983年离休。

在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80周年的时候,重温毛泽东主席教导的“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有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的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支队伍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撒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用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的结果而结束。谁是长征的胜利者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长征的伟大意义,是在于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长征的精神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

回想1950年初,十八军接受了光荣而艰苦的进军和解放西藏的任务,我们五十二师吴忠师长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北路先遣支队于3月29日从乐山出发,4月28日到达甘孜。甘孜地区的格达活佛得知这一消息后,于5月4日专程从白利寺赶来看望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吴忠师长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红小鬼”,天宝委员是从阿坝参加红军的藏族人,在1936年曾到过甘孜,对甘孜地区的人民和山水都有特殊的感情,对于格达活佛是早已熟知,因为在1936年5月5日,甘孜成立了博巴苏维埃政府,格达活佛担任该政府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他和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交往甚密,从中学习到许多革命道理,所以,当格达活佛得知我军到达甘孜后,由于公路不通,运输困难,部队随身携带的粮食已经吃完,全靠挖野菜、捕捉田鼠、麻雀充饥。还依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侵犯藏族群众的一点利益,而且为藏族群众做了许多好事,便主动动员甘孜地区的人民出动牦牛、骡马,为我军运输,这对于缓解先遣支队严重缺粮起了很好的作用。紧接着5月6日,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到白利寺专程回访格达活佛,格达活佛拿出朱总司令的一张照片和1936年由“中国工农红军珍藏在释迦牟尼塑像背后的布告”。然后和吴忠师长、天宝委员亲切的谈起了往事。格达活佛说:“我真想念朱总司令。当年朱德总司令率领红军离开甘孜北上抗日时,曾对我说:15年后还要回来。果然14年你们就回来了,朱德总司令真是一位活菩萨呀!”接着,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向他介绍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他非常赞同。为了减少解放西藏的阻力和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格达活佛经过反复考虑后,主动请缨去拉萨向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地方政府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劝说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经过报告西南局和中央批准。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从白利寺出发,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到白利寺为其送行。格达活佛一路向僧俗人民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不料,却遭到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怨恨,于8月22日在昌都不幸遭毒害身亡。为此,西南局在重庆、西康、康定、昌都人民代表会上都为格达活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到达甘孜的先遣队154团有两个连队就是当年红军的连队,参加过长征,所以这支部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长征的光荣传统,他们在四川反复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使得人人牢记,并且成为每个同志的自觉行动,到达甘孜之后,遇到了粮食供给严重困难的问题,先遣支队党委号召:“为了团结藏族人民,饿死我们也不能违反政策!”大家靠“挖野菜、捉老鼠、捉麻雀充饥。”大家用“苦不苦想想两万五”来激励自己。8月19日,测量队的行长勇同志和汪子和到山上放牲口,捡到83块银元和两个银碗,归还给了75岁的失主多吉德拉,多吉德拉非常感谢,拿出20块银元表示感谢,被他们婉言谢绝,老人伸出大拇指一再说:“谢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我军模范遵守政策纪律和为人民做好事的行动,使甘孜地区的人民受到了感动并说,“当年的红军回来了。”我们的部队在甘孜4个多月的时间里,藏族人民送还给我军空投丢掉的银元、大米、猪肉、茶叶等物资有几十次之多。还卖给我们10多万斤粮食,使我们渡过了粮食困难的危机。一天一位叫格洛的藏族青年捡到我们部队3连宋茂之丢失的卡宾枪,送交给吴忠师长,吴师长送他5块银元和30斤大米来表示感谢。这些军爱民、民拥军的故事在甘孜地区传为美谈。

红军在离开甘孜地区时,留下208名伤病员,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捕,一些伤病员的处境十分危险,格达活佛凭借他在宗教界的地位和威望与各地寺庙及土司和头人联系,将这些红军伤病员掩护起来。格达活佛还促成了红军伤病员陈少林和他妹妹益喜拉姆的婚姻。尤其是被格达活佛保护下来的周大兴,于1950年6月初,由邓柯回到人民解放军154团工作。他为人忠诚、朴实,担任翻译工作,积极认真,又能联系群众,尤其是在宣传党对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和部队到金沙江以西去侦察敌情,同敌人作战时机智勇敢。当他听到格达活佛被害的消息后,万分悲痛。但在昌都战役大迂回的任务中,翻越一座大雪山时,因为劳累和心脏病发作,而不幸病故,未能实现他的志愿而遗憾终生。

就是这支部队,建师60多年来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在西藏2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铸就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

(此文为魏克亲自授权本报登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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