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娜 本报记者 唐闯

电影《长征》跨时代的意义

“长征精神是永恒的，它代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长征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作为该片导演，翟俊杰觉得，拍长征大有拍头。“如果没有信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可能走下来的，而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的正是那么一份信仰。”

为了拍摄电影《长征》，翟俊杰阅读了几百万字的长征史料，还请教了一些军事专家，请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等相关部门的同志。他发现长征实际上有三方面的斗争：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做斗争，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以及与来自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而第三个方面更能体现长征的本质。

翟俊杰说，这不是猎奇，也不是戏说，而是尊重历史真实。影片将毛泽东对“信仰”的坚持放在了这三个方面的冲突中加以表达。在影片中，领袖人物的人格既是整个红军精神的折射，也是信仰这一主题的载体。

导演翟俊杰严谨的态度，帮助他找到了红军长征的另一个关键点。在影片中，遵义会议即将召开，在这个长征中难得的宁静的夜晚，朱德和周恩来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毛泽东。朱德总结时说，老毛这个人按实际情况办事，往往能出奇制胜。

实事求是，既是影片中所表现的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也是该片拍摄风格的表达。演员唐国强为演好毛泽东，下了苦功夫，除了认真研究几十万字的史料，对人物进行分析，他刻苦练习“毛体”书法，在拍摄中做到“不用替手、替人”。为贴合人物真实形象，唐国强进摄制组后努力减肥，每天游泳来消耗体力，饿的时候只能喝点水，吃几颗小西红柿，用这种方法，他在四十多天里瘦了二十多斤。

由于导演、演员都努力追求真实，影片所表达的长征以及对长征内涵的揭示获得了史料和文献意义上的生命力，这是该片区别于其它长征题材影片的一大个性。

同样，由于追求真实，影片《长征》中的领袖走下“神坛”，经历长征中的痛与爱，折磨和历练。在两小时三十二分钟的时间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甚或是其它领袖人物都无一列外地犯错、跌倒、反思，然后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在整部电影里，领袖们也随着长征路线的不断延伸，不断经历生死离别，不断地成长。

当领袖们回归凡人的世界，崇敬之情代替了盲目的崇拜。在影片中，“信仰”两个字已不再是盲目地遵守一种规定，信仰也需要理性精神的审视。伴随着这种“成长”，在长征这一条不断被回顾，却又不断被读出新意的精神之路上，第一次出现了有血有肉的人的身影。

人们开始意识到：人，这个古老星球上最鲜活的生命，才是承载长征之魂的所在。关于信仰的空洞呼喊和说教已无法在新的时代让长征之魂在人们心中复活了。

1996年，《长征》剧组在泸定拍摄期间，作为一名中学生，一个群众演员，记者有幸参加了该片的演出。当时，上千名泸定中学师生统一穿着红军服，浩浩荡荡从学校出发，随着摄制组顺着大渡河沿岸拍摄取景。

出发前，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负责人亲自赶到学校，为上千师生做了一次演讲，以说明为什么要拍摄这部电影。这位负责人告诉参演的师生：“德国、美国、法国都想拍关于长征的电影，他们有技术、有钱，但我们有人。”时至今日，这句话犹言在耳。

面对全世界，面对人类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更加真实地回顾自己的革命，充满勇气地，坦诚地自我剖析并讲述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长征，讲述着中国人在新时代的抉择。而在新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充满勇气、并坦诚面对历史、尊重现实的人必将受到全世界的尊敬。

1997年2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病逝。东方、西方同时降下半旗，向这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的老兵，向这位把中国带入现代化历程，并提出“一国两制”和平构想的伟人致敬默哀。

1997年7月1日，香港结束150年殖民统治的历史，正式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建立澳门特别行政区。

在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之中，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的千年即将开始的时候，在一位经历了长征的老兵邓小平的引领之下，中国人再一次收获了尊严。

从《我的长征》到《十送红军》

进入21世纪，在全球化的时代，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深刻的联系，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的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发展逐渐深化到文化领域。

面对世界的变化，随着中国在全世界影响力的逐步扩大，中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历史性的问题似一记重锤敲在了华夏大地上。

2006年6月13日，一则消息经《华西都市报》在搜狐网等互联网的主要网站上发布：泸定桥将全面封桥，时间为一个月。此次封桥并非为了维修，而是为了迎接《我的长征》电影剧组的到来。

从6月20日开始，八一电影制片厂将在泸定桥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我的长征》。成都军区将派700余名官兵参与红军大部队过泸定桥场景的拍摄。

在21世纪，泸定桥将再一次走上大荧幕。

晴空朗日，满山苍翠，十三根碗口粗的铁链再一次静静等待走进新世纪的人们的目光。

《我的长征》中的小人物

2006年10月16日，当影片上映之际，人们发现尽管影片中仍然出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但电影的焦点已经不是人们熟知的领袖人物、路线斗争。人们只看见了一个未满18岁的孩子踉跄着、蹒跚着，跟着衣衫褴褛的红军部队行进，却错进错出，找不到方向。

在一次次的血战中，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他一次次追问身边的亲人和战友：我们要往哪里走？他得到的回答都是三个字：“跟着走”。当告诉他“跟着走”的父亲、姐夫、姐姐以及连长一个个倒在了长征路上的时候，未满18岁的瑞伢子举起右手向着鲜红的党旗宣誓。

泸定桥成为了整部电影情感和主题的升华点。

在准备夺取泸定桥之前，8名同志火线入党，未到入党年龄的瑞伢子破格入党。瑞伢子的姐夫负责带领大家攻桥，他问瑞伢子：“为什么入党？用什么保证？”瑞伢子回答：“用血、肉、骨头和命。”瑞伢子当即取出了已经牺牲的父亲和姐姐的遗物：一个烟袋、一方带着乡土气的绣花青布手帕。

夺桥战斗中，瑞伢子的姐夫牺牲，落入滚滚大渡河之中。在大部队通过泸定桥的时候，周恩来用手帕拭去铁索上的血迹。毛泽东走到瑞伢子身边，给瑞伢子梳理竖直的头发。

毛泽东说：“16岁的红军了不起，早晚全世界会说，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我们还要往前走，一直走，还不知要再走多少路。”瑞伢子回答：“我跟着走！”毛泽东感慨：“红军不怕远征难，有你这样的战士，有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大无畏气概，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

影片的情节在泸定桥画上句号。随后，荧幕上出现了红军翻越雪山的大场景，风雪飘摇中，瑞伢子和红军又上路了。

电影《我的长征》试图通过一个未满16的孩子在长征路上的迷茫和寻找来揭示长征的意义。影片并未在结尾处告知迷茫的结束和寻找的结果。在影片结尾处，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瑞伢子都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只知道前面还有路要走，只是坚定一个信念：跟着走。

（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