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闯

根秋多吉，曾任《甘孜日报》副总编辑，现为四川党的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兼藏地阳光全媒体中心主任，对于民族地区如何落实依法治国，谈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民族地区要走向法治道路，《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实现法治的具体途径。此外，民族地区的法治工作还需要结合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做好顶层设计。以前，法制停留在法制制度，现在“法治”落实到依法“治州”、“治县“、“治乡”，落实到每个人，让每个人养成法治的自觉性。这决定了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全方位的工程，需要教育和媒体协调发展，共同努力。

根秋多吉说，在藏区，民众缺乏对现代社会基本知识的了解，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法治观念的认识尚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藏区的人才培养、教育发展除了写进法律条款外，关键还要落实到宣传教育上。地方新闻媒体、藏语媒体等宣传手段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根秋多吉认为，法治理念必须以教育、新闻的方式细化到人心。在这方面，我州也有些脱节，特别是相关宣传很弱。由于相关教育和宣传跟不上，农牧民缺失了了解外部世界的能力，导致法治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使得法律的作用有限，法律诉求未得到满足，导致很多事情倾向于以民间的方式解决。

根秋多吉说，很多时候，不少老乡觉得法律程序太麻烦，成本高，他们更多倾向于求助民间，以民间的方式解决问题。从文化心理上看，不少群众法治观念淡薄，“仇杀”无负罪感，反而被视为英雄的举动。因此，在藏区，法治建设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重塑一个民族。

根秋多吉说，现在是旅游发达的时代，以旅游推动藏区发展符合实际，也是未来的方向。别人到藏区来看什么，看生态，也看文化。生态是大环境，在藏区，从干部到群众是否牢固树立自觉守法和保护环境的意识很关键。只有通过法律的手段，才能避免功利性的开发，实现生态保护与和谐发展。

生态好了，藏区内在的文化体验才能成为旅游的核心。根秋多吉说，《民族地区文物保护法》一直都有，但文物保护措施不力，群众保护意识淡薄，不知不觉之中消失了不少东西。然而，游客要看的不是新修的文物，而是历史文化根基。

根秋多吉说，从文化保护的角度可以看到，依法治国不是大概念，需要很多细节，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怎样执行法律赋予自己责任和权益。如果把藏区各个县、乡、村的习俗以及传承人的培养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藏区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才有了一个有力的立足点。

最后，根秋多吉说，法治的实质是实事求是，在藏区实现法治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避免把文化问题曲解到政治层面，上升到民族问题。法治化要求把更多的人、事和问题从法律的责、权、利的角度加以解释。如果没有理解到法治实事求是的本质，法治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