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书

《万历十五年》与不解的皇权

黄仁宇首先将眼光投向了万历十五年。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进入中国历史长河的切入点。之所以选择这一年，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开始走向衰败，西方开始崛起，东西方文明的格局在此转向。为什么，五千年的文明会在万历十五年后一败涂地，这触动着黄仁宇先生思考中国历史。

走进万历十五年，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皇帝怠政。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至今，三十年不理政，躲在深深后宫里的万历的行为，值得人们遐想。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皇帝会怠政？懒惰？愚蠢？都不是。万历从小接受严格教育，熟读孔孟之书，早期勤于政事，创下了一番功业，后期则无心政事，躲在深宫里。为何万历前勤后惰？“几乎很少人理解的乃是他最深沉的苦闷尚在无情的礼仪之外。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官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他之被拘束是无限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原来，万历前勤后惰的原因，在于聪明的他看透了，皇帝的实质——一个被众人所需要的祭品。他还看透了官僚的本来面目——在道德掩盖下的利益之争。“申时行（万历的首辅大臣之一）始料未及的，就是万历皇帝比他申先生又更高一手，已经看透了这种斗争的真情实相，知道自己生气都属无效，莫若用‘无为’的办法，对付所有的纠缠，因之消极也越来越彻底了。”敏感的万历，已经触及到了封建皇权的核心。作为一个被各种利益所需要的皇帝，其存在价值似乎就是平衡各种利益，那么，这样的皇帝，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快乐呢？万历的苦闷远远超过了他的时代。他需等到黄仁宇先生，才能解开胸中块垒。万历越来越不能在朝堂上找到意义，索性舍去朝堂，躲进了后宫，躲进了祖宗的梦乡里。

万历的悲剧人生，充分暴露了5000年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弊端。

5000年的封建社会，在政治体制上，由三部分组成，最顶端，是皇帝；中间部分，是官僚；底层，是老百姓。明朝，尤为体现这种设置。明朝，以仙鹤、鹌鹑、獬豸等等标志组成了官僚体系。带有宗教色彩的皇帝端坐在宝座上。“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皇帝和官僚之外，就是农、工、商集合成的老百姓。明朝的政治体制，从外形上看，眼花缭乱，实则简单明了。在这样的设置之下，皇帝是什么？皇帝与大臣的关系是什么？皇帝与百姓的关系是什么？大臣与百姓的关系又是什么？

皇帝，是封建体制的最顶端。本质上，官僚集团并不隶属于皇帝。家天下的设计里，官僚没有国家的概念，他们是自成一体的，在与皇帝利益、与百姓利益之间，他们要的是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老百姓与皇帝，更多时候利益一致，且百姓处于主动位置，此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明朝，为了尽量让皇帝、官僚、百姓达到平衡，加大了文官的权力，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同时，加强对官僚的监督，和对百姓的管控。明朝，在体制设置上，环环相扣，尽量力量均衡。明朝，可谓将封建的张力绷到了极致。中国的封建体制，实则在明朝已走到了尽头。清朝的无能为力是历史的自然而然。

随着明朝对皇帝权力的限制，皇帝拥有的无边的权力逐渐缩小。皇帝是什么，越来越成为问题。

万历皇帝的悲剧，是中国封建体制的必然。《万历十五年》，以一个皇帝的命运，揭开了中国历史的真相之一：不解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