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美书

★话题背景:

最近有位叫“新津春子”的大妈，在日本成为网红。因为最会打扫卫生，而被封为日本“国宝级匠人”。其所工作的对象，为76万平方米的“东京羽田机场”，消息说新津春子，出生在中国沈阳，她的父亲是二战日本遗孤，母亲则是中国人。春子17岁时，举家迁往日本生活。刚到日本的新津春子，不懂日语也不会跟人交流，所以春子从高中开始就做上了唯一肯定雇佣她的保洁工作，这一干就是21年。因为新津春子太能干了，现在她被换到了技术监督管理岗位，负责培训机场700名清扫工队伍，有时也会应邀去解决公共设施或家庭的顽固污迹，并因此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明星。 （人民日报［微信］7月3日）

自媒体时代，新闻不带点噱头好像就不是新闻。连人民日报微信在引用这条新闻时，也在标题上贯上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大妈”字样。实际上，新津春子虽然有一半中国人的血统，并在中国成长到了十七岁，但真心说别人做出的成绩，并不是中国人可以感觉到自豪的理由。

哲学上讲，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与变化，都是有其内在根据的，这种根据就是原因。新津春子，或其他日本“国宝级匠人”的大量出现，除开个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外，社会体制机制对各类普通劳动者及工匠职业的认可，才是其根本原因。

一个社会，对它的所有劳动者以及所有的行业职业门类，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准确、公正的评价机制，要确保每一个人每一个行业，哪怕就是新津春子这样的清洁工行业，也要有充分而足够的上升通道。惟有如此，社会各成员才会“各尽所能”。

假设笔者这一设想是合理的，那么对照检查之下，我们在职业理念方面，真的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从公民个人的职业理念看，考公务员，进央企，进事业单位等“旱涝保收”的单位才是正理，至于去当清洁工、建筑工、矿工、机修工、服务员等，几乎没有人愿意选择，如果不是生存的无奈，这些行业怕是一个人也难以招到。

这种职业理念的形成，一是制度原因，我们的职业制度虽说“无贵贱之分”，但事实上却“有高下之别”，即便同样是清洁工，民企的清洁工与机关事业单位的清洁工，其待遇福利甚至政治地位，也是有天壤之别。在这样一种职业制度之下，没有人愿意去那些工作辛苦而又无地位无待遇的岗位，即便去了，也未必有对该职业或岗位的热爱之情。

二是传统意识，可以说，中华民族在职业方面的传统意识，大体上是充满着腐朽气息的，譬如万般价下品唯有读书高，譬如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譬如贱业贱民泥脚杆下里巴人的说法，再譬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几乎都充满着对普通劳动者的歧视。

在今天，这种传统意识虽然某些方面有所改变，但却依然根深蒂固，譬如士农工商的“士”，是指过去的士大夫阶层，那么什么人或什么家庭才能称为“士”呢？大体上得考上“进士”，才能成为“士族”，而这个“进士”，不过是皇帝选出的官员罢了。

笔者曾多次说过，现代化不只是物的现代化，还有人的现代化。如果仅仅是物的现代化，我们超英赶美也要不了多少年。但难在人的现代化，难在人的理念、习惯以及价值观的改变。

好消息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不足。今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工匠精神”，国务院常委会新闻通稿中也首次用了“品质革命”的概念。相信随着相关体制机制的健全，我中华大地涌现出千万个“新津春子”的日子为时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