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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格达活佛不知疲倦地畅谈着
甘孜春回大地、人欢马啸，呈现出—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朱德看到这一情景，很是高兴。一天，他带着总部机关人员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并与这位在藏区极富声望的开明宗教界人士亲切交谈。
这是一次促膝交心的长谈。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而且从此更加坚定了他相信共产党、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那天，格达活佛听了喇嘛的禀报，得知红军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到白利寺来看望自己时，赶紧起身走出寺院热情相迎。当他见到朱德这位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朴素、如此亲切时，他从内心油然地升起了一种深深的敬仰之情。而此时此刻，让朱德大感意外的是，身披红袍手捻佛珠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在藏区极富声望又十分开明的五世格达活佛，居然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
在这次交谈中，他俩曾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
格达活佛：“你们红军是什么队伍？”
朱德：“我们红军是为天下穷人救苦救难的队伍。”
格达活佛：“谁是你们最大的领导人？”
朱德：“最大的领导人是我们的老祖宗，叫马克思，是一个外国人。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
格达活佛：“我们的佛祖也是一个外国人，他叫释迦牟尼。我们佛祖的普渡众生和你们红军的解放全人类是一样的呀！”
朱德：“是呀，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好朋友嘛。”
格达活佛：“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
夜已经很深了，朱德和格达活佛还坐在酥油灯下，不知疲倦地畅谈着。时年50岁的朱老总像一位慈祥的兄长，用他自己曲折坎坷的身世和一生追求真理的艰难经历，以及终于找到共产党的经过，使格达活佛这位开明的佛学专家、宗教领袖，受到了深深的启迪。
史料记载，红军在甘孜的几个月时间，朱德先后共九次与格达活佛进行促膝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向往革命，以他在佛教界的威望号召教民，拥护和支援红军，积极帮助红军筹粮，赶制御寒衣物，支援红军北上。同时，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也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身，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由于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藏民和红军一起捻毛线，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帮助红军捕鱼、打猎，教红军识别可食的野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两万多件羊毛衣裤。
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继续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继续北上。
7月1日，这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这天夜晚，带着深深的眷恋，格达活佛与朱德依依执手话别。又一次长时间的亲切交谈之后，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希望格达活佛继续团结、带领康区人民，把博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同时，朱德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和望远镜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
而此时，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来”。
看完诗歌后，朱德感动地向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红军离开甘孜以后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头人卷土重来，阴霾重新笼罩康藏高原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喇嘛生龙多吉一伙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动下，公开出来抓捕、屠杀博巴政府组成人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他们中有的被抓去当国民党的兵，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当时，还有208名红军伤、病员留在甘孜治病，同样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杀，处境十分险恶。
对于反动势力的残酷暴行，格达活佛感到十分震惊。
想起红军对老百姓的好，想起朱德同志那一次又一次的倾心交谈，想起临别时总司令那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话语，格达活佛再也坐不住了，他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护好留在甘孜的红军伤病员的生命安全。当然，要在正在进行疯狂报复的敌人眼皮底下，保证那么多红军伤病员的安全，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而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和喇嘛同心协力，巧妙地把他们掩蔽起来；另一方面，格达活佛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他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分别写信给沿途各地的寺院和县、区长官，取得他们的帮助，并派喇嘛接力护送，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加有力地保护好这些红军伤病员的安全，心细的格达活佛还给这两百多名红军伤病员改了藏名。
李立寄是红二军团的一位作战参谋，格达活佛给他改藏名为卓布仁钦，见他精明能干，待李病好后，又重用他当上白利寺的管家，还给他娶了藏族妻子，从此生活在寺中；有一位叫杨化成的红军连长，是川北苍溪县人，格达活佛给他改藏名为扎西罗布，伤愈后也帮助他在甘孜安了家。有的伤病员恢复健康后想回家乡，格达活佛便派出白利寺的大根巴色波和般根二人，带上他亲笔给沿途寺庙堪布与土司头人的信，将他们安全地转送到了内地。
说到格达活佛对红军的深厚感情，还有一段美好的佳话呢，那就是格达活佛嫁妹予红军的故事。出于对红军的无比信任和深深情怀，格达活佛冲破世俗观念和门第之类的偏见，把自己的亲妹妹依喜拉姆嫁给了流落在甘孜的红军战士陈少林。当然，这事如果发生在现在并不足为奇，可问题是这事就偏偏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藏族聚居区，而且是发生在一位活佛身上，这就不得不令人钦佩了。对于妹妹和红军战士的婚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格达活佛为妹妹按藏族风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摆喜庆宴席，并亲自主婚，祝愿这对患难中的恩爱夫妻扎西德勒。
格达活佛思念北上的朱德总司令和红军，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外，他还精心收藏好红军在甘孜时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印章等。一位当年在格达活佛身边的人曾经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介绍，“红军离开甘孜后，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他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时不时就会盯着地图发呆。他是在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啊。”是啊，这种心情，我们从格达活佛当时写下的诗歌中就可略见一斑：“高高的山坡上，红艳的鲜花怒放；你跨上骏马背上枪，穿过荆棘的小路，攀到山那边去了，啥时再回这地方？”这哪里是诗句，分明就是一颗赤诚的心。他对红军、对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一直惦记着朱德总司令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他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为了拉拢格达活佛与共产党作对、与红军作对、与革命作对，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
马其武对格达活佛说：“你和夏克刀登都在赤匪胁迫之下为他们办过事，上峰希望你和夏克刀登一起参加国民党，以此来挽回影响，活佛你的意见呢？”
格达活佛说：“我是界外之人，对什么党都不会感兴趣的。你们这么做，不太强人所难了么？”
徐远举道：“活佛此言恐难以令人信服吧，大家都知道的，你不是曾经出任过赤匪搞的博巴政府的主席么？”
格达活佛回道：“确有其事。不过，博巴政府不过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事的机构，这和佛教中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教旨是并行不悖的。可过去你们在甘孜都干了些什么呢？老百姓又是怎么样看待你们的呢？”
这是马其武和徐远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本来以为自己假惺惺的“拜会”便可以拉拢格达活佛，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们得到的是格达活佛义正词严的质问。没有办法，马其武和徐远举只好悻悻离去。
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格达活佛和夏克刀登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遭到了他和夏克刀登的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格达活佛于1937年以朝佛为名到了西藏拉萨。格达活佛在拉萨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47年才返回甘孜白利寺。在拉萨，格达活佛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朱总司令、思念着红军，当他听到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时，心里十分快慰。他不断托付到内地的藏商打听红军的消息，一个从内地归来的藏商带回一册《山西八路军抗战图》，格达活佛从中看到了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就将其供在家中，日夜祈祷。
等西藏问题解决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
1949年初秋，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兰州和西宁等城市，消息传来，格达活佛非常兴奋。他立即联络甘孜的爱国进步人士，联名致电党中央表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他更是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献旗致敬。格达活佛表达了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并请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康藏。
1950年3月，西康解放。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五十五师）到达甘孜，格达活佛高兴万分，立即从白利寺赴甘孜县城拜会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吴忠师长向格达活佛介绍了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并征询他的意见。格达活佛详谈了他所掌握的西藏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对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一些想法。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赴拉萨向西藏当局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吴忠师长和天宝同志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格达活佛去西藏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但认为他目前入藏安全无保障，邀请他到北京重叙旧谊，并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将于6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尔后再作决定。
收到复电后的格达活佛十分激动。因为，十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他马上就可以见到老朋友朱总司令了，他兴奋异常地对妹妹依喜拉姆说：“我真怀念朱总司令，真想马上就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并要求先遣支队再次给朱总司令发报，重申初衷。朱总司令为他这种以国家、民族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精神所感动，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明确指示，“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行。即使出发，如果发现问题，也应立即返回，切不可冒险。”就这样，为了祖国和平统一、为了西藏早日解放，格达活佛放弃了北京之行。
公元1950年7月10日，这又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
这一天，怀揣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和他的几名随从扬鞭起程，西行入藏。他将用鲜红的血液作墨，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历史画卷上描绘这样一个人：戴一顶礼帽，穿一件藏式长袍，眼神深邃，宽厚的嘴角紧抿，方正的圆脸上流溢刚正之气的格达。这幅图画如此之高大，以至于透过几十年的时空，我们仍要仰望它。
这一天，当地群众跳起锅庄为格达活佛送行。
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吴忠师长深情地对前来送行的藏族同胞说：“亲爱的兄妹们，这次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欢送格达活佛，因为格达活佛要为西藏人民而远道入藏。你们也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跳锅庄来表示欢送。格达，最受尊敬的活佛，现在离开了，你们不要难过，很短的时间，他就可以完成任务，重和你们见面的……”
人们静静肃立，眼泪涮涮流下来。一些老阿妈手摇转经筒，嘴里喃喃祈祷着。
格达活佛一脸宁静地和大家道别后翻身上马，与吴忠、天宝并辔而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山路迢迢，困难重重，8月5日格达活佛长途跋涉到达昌都。
一到昌都，格达活佛顾不上一路长途跋涉的艰辛和劳顿，立即四处奔走，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格达活佛的行动也引起昌都地方当局反动分子的恐惧，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格达活佛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对此，格达活佛十分气愤。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希望通过昌都无线电台台长、英国人罗伯特·福特打电报同拉萨当局直接联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伯特·福特是个特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有关西藏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情报，并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
8月22日，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奔走呼号的佛海赤子格达活佛，终因外国特务的毒害而含恨圆寂于昌都，时年48岁。
罗伯特·福特，1923年出生于英格兰斯塔福特郡波尔顿思特城，1939年7月中学毕业以后考进皇家空军，受训于林肯郡克兰威尔皇家空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机械，1941年6月结业后到空军站担任飞机内部无线电装备保养工作。1943年到印度任无线电学校教官。1945年11月任英国驻锡金刚大克政治使团无线电台台长。1948年8月抵达拉萨，经英驻拉萨政治使团长官黎吉森布置打入西藏地方政府，任拉萨电台台长，从事间谍活动，直接领导是福克斯。
1951年7月，在重庆磁器口松林坡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福特交待了自己的罪行：“1949年7月，我奉命带领四名印度电讯人员、两名藏族书记员到昌都建立电台。临行时，福克斯指示我，要拉拢西藏地方政治官员，培植亲英势力，怂恿西藏独立，阻挠和破坏可能发生的西藏与中共的和平谈判。到达昌都后，我忠实地执行了英国当局和福克斯给我的任务，以西藏地方政府五品官员、无线电官员的身份，建立电台，并拉拢以拉鲁为首的官员，培植他们为亲英分子，控制昌都的政权。1950年8月初，当我知悉格达喇嘛抵昌都的消息时，我向昌都总管拉鲁、财务官和康、总管府秘书楚嘎五等说，‘我坚决反对西藏当局与中共进行谈判。西藏当局与中共谈判，将不会得到任何好的结果，决不能让格达喇嘛前去拉萨，应立即阻止，不令前行，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干掉他。’最后，我们决定采用暗杀的方式……”
解放军十八军政委、中共昌都工委书记王其梅在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格达被害实情”等报告中，以及格达活佛的管家李立寄、随从白嘎和甘孜大金寺喇嘛提供的证言，记述了格达活佛的被害经过：“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从甘孜白利寺启程，于8月5日到达昌都，住在同乡孟嘎家。第二天，会见拉鲁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未得要领，决心去拉萨继续谈判，派人去‘西藏边使府’办理护照，也无结果。8月10日，昌都地区下大雷阵雨，拉鲁蛊惑宣称，这是格达代表解放军作怪，只有除掉他。13日，格达拟发电报和拉萨当局直接商洽，电台台长福特接待了格达、和康、楚嘎五，并一改平时由两名西藏仆人招待的惯例，由尼泊尔厨师献上茶点。格达回到住所后，发寒热，吐黄水。16日，和康、楚嘎五邀格达到龙王堂福特楼下同住。21日，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替格达诊病，付药一剂，服后便不能言语。22日一早，格达管家李立寄急备快马去请拉鲁的私人医师复诊，但这个医师不肯来。当天格达气绝圆寂……两天后，孟嘎替格达裹尸时发现，格达的脸部和手全呈黑色，鼻孔流血，换寿衣时发现全身皮肤裂口，尸水外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