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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3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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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万水千山的女红军
2016-09-03
革命老区岚安古镇。 罗楚凯 摄

■ 吴付刚

阅读她们的名字,俨然仰望我们的母亲。她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平凡的一个个女性,虽然,那些宏大战役前后没有她们厉兵秣马、沙场点兵的身影,可那些名字镌刻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却显得格外的伟岸。

她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中45位女红军代表,如今站在土城红三军团司令部旧址的“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走过纪念馆序厅,灯光照耀在她们的脸上,沧桑的脸庞格外安静、慈祥,伴着方方正正的文字,叙述了她们的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我知道,她们的丰功伟绩并非是三五几百字就可以陈述的。

“中国女红军纪念馆”位于土城黄金大桥左侧50米处,占地面积210平方米。分别展出的是红一方面军30位女红军,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5位女红军,红四方面军8位女红军,红二十五军2位女红军的长征事迹。

走进展厅瞻仰她们,其实是在阅读她们卓尔不凡的平生……

董必武的夫人陈碧英在战略转移前夕怀有身孕,身体虚弱不利于长途跋涉,中央组织局决定她不能参加长征,于是,她哭着央求丈夫去说说情,可时任中央工作团团长的董必武却要求她接受组织的安排。贺子珍的亲妹妹贺怡是位列中央组织局女红军转移名单中的其中一人,但他的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任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她也留在瑞金和丈夫一起打游击。她们和未经组织批准随军转移挺着大肚子的曾玉不一样,这一留,她们的命运彻底改写。

在那个抉择一生命运的时刻,前途未卜……1934年10月16日傍晚起,红军迈开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女红军也离开了苏区那片相对稳定和安宁的红土地,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行军。

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在长征中创造了奇迹,原本生长在南方城市一个贫民家庭的她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裹起了小脚。这次全军大转移,杨厚珍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靠三寸小脚丈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习水土城,当时,前有阻击,后有追兵,情况十分危急。28日拂晓,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战斗——青杠坡战斗打响了,彭德怀、杨尚昆和刘伯承分别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三军团、五军团与川军郭勋祺部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伤亡惨重。就在这时候,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即将分娩,她拖着沉重的身体在枪林弹雨中一蠕一拐随军前行。这是贺子珍的第四个孩子,半个月后,孩子在傅连璋医生的看护下来到这个世界。当时,国民党部队正在追赶红军,红军总部次日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在无法照料孩子和不可能带着孩子一起长征的情势下,贺子珍只好含着眼泪用一块黑布裹着孩子,连同身上唯一的两块银元一起托付给四川古蔺的一对农民夫妇。毛泽民的爱人钱希钧问贺子珍,要不要告诉老乡这是红军首长的后代?贺子珍却说,孩子只是一颗革命的火种,就让她深入到群众中去吧!

长征之初,组织上规定,全体红军指战员长征中不准恋爱结婚。可是,王泉媛和王首道却破例成为一对结婚仅有两天的革命夫妻。红军进遵义城的第7天,蔡畅、金维映和李坚真知道王泉媛与王首道相恋后,不由分说就把王泉媛直接送到了王首道的房间里,成就了他们的姻缘。当天晚上,王首道送给王泉媛一把缴获的小手枪和八发子弹,王泉媛给他的是一个承诺:送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第二天,部队撤出遵义,直到1935年6月26日,王泉媛随干部休养连到达两河口,两人才得以再聚首。短短一夜的恩爱在黎明时分出发的号角声中终止了。此后王泉媛历经艰辛,却再也没有和心上人相聚。

红四方面军妇女先锋团的1300多女红军在随西征军长征时,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遭遇了马鸿逵、马步芳队伍的疯狂袭击,因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她们年轻的生命在战火中永生,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会师时,仅有300多人幸存。

女红军绝大多是第一次参加长途跋涉行军,从江西于都一路走来,和红军指战员一起,翻雪山、过草地,飞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坚强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女红军就是一个传唱的历史故事!他们在长征中的艰苦卓绝、坚韧毅力超越了须眉男子,有的在雪山草地上艰苦走过,后来病染沉疴,有的在枪林弹雨中穿越,后来绝经绝育……

长征,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革命大转移。随军的女红军忍受了艰苦得不能再艰苦的折磨,对她们而言,长征是他们追求独立、向往自由的一次长途跋涉、生死考验,也是一次革命播种、抗战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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