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事迹，是一次难忘的过程。

他为什么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他为什么不求院士头衔、行政职务，一心只埋头研究？

他为什么非得忙到回不了家，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我们一直在追问，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不同寻常作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朋友和学生，我们渐渐有了叹服，有了敬仰，有了瞬间迸发的泪水，有了长留心间的感动。

■新华社记者 吴晶 陈聪

爱国，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如果不回国，他们一家人在英国应该会工作、生活得很好。”当我们去采访他的好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时，她刚刚开口，就用纸巾掩住了眼睛。

很多人都提起他那句“高调”的表达：“国家在召唤我们，我应该回去！”坦率地讲，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年过半百，这么热血沸腾的激情从哪儿来？

在常人看来，如果他想为国效力，完全可以定期回国、两边兼顾，在吉林大学做一个“流动编”教授。

可是，他不愿意。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讲的一个故事，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大年回国后，统战部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的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进KTV，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

“黄老师当时很谦虚，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上去唱了：《垄上行》《我的中国心》《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不断地唱，不断地唱。”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

越了解，越痛惜，越无法释然他当初的决定——即使在今天，海外留学者人才济济，我们翻看他的履历，仍觉走进一段传奇：1996年，一个名叫黄大年的中国人，刷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惋惜、同学们的惊异中，他一天没有耽搁，踏上归程，返回祖国。

而正是他的归来，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 100海里。

再度归来时，他已经带领团队实现了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一旦离开，他必须承诺不再使用此前的研究。那是一个科学家多少年奋斗的心血啊！

那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爱国，早已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是他执着认定的、用毕生生命给出的答案。

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一个率真的黄大年。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

我们找到和他“惺惺相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和他“深夜长谈”的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他们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告诉我们黄大年的困惑与焦虑，以及他如何在低谷中调整心态，又如何去积极地改造环境。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要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青年教师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黄老师当时就在那儿。”

在这个人们的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懂得他，也懂得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一群人

黄大年生前曾说，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结识了这样一个群体。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急得落泪。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究竟因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和他联系，他都用短信回复“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

同样功成名就的海归，同样的科研“疯子”。原本以为他们会联系紧密、经常切磋，谁知施一公说：“我和大年因为‘千人计划’联谊会相识，因为我们都太忙，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即使谈话也没有一次超过半小时，但是我们回国的选择是一样的，对国家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这就是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吧。”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只有爱国。他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最大规模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曾因为着急科研进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树文发飙，我们原以为，董树文会不高兴，甚至会排斥黄大年，可是他却面带微笑、云淡风轻地说出了那段往事，说出了他是怎样劝慰他，又是怎样支持他。那一刻，我们内心是触动的，触动于他们面对科学时的那种实事求是，触动于他们超凡脱俗的那种处世之道。

我们问了董树文一个问题：“怎么理解黄大年那种对科学探索的疯狂？”他没有迟疑，就给出一个让我们瞬间折服的回答：“科学家就得有这种激情，才有创新的驱动力。我是搞地质的，我自己现在上山前都要打针，往半月板里打针，因为我的半月板已经碎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辈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样，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董树文特意带我们去看深探项目的成果展，每一块展板、每一项成果，他都如数家珍。他说，深探项目结题时，他和黄大年两人去德国演讲，走下讲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把他们都震了。有位外国专家惊呼：“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

那一刻，我们的眼眶很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黄大年，看到了一批“从来不缺痴心”的中国科学家。我们也许不懂他们的科学，但我们却深深懂得了他们的心灵和力量。

我们曾经很想问：58岁，太短。黄老师的这一生，值得吗？杨长春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们哭了：“很多人觉得大年苦，苦吗？不苦。从整体上讲，他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这句话，击中了我们的心。那一刻，我们终于懂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