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那是一个揪心的庄严仪式。

高速铁路的巨大灰色桥墩，一个连一个从田野上长出来，像一条巨大的蜈蚣，已经逼近村庄，逼近我的家门口。我的红砖瓦房的清水墙上，被人用红色的涂料画了几个大圆圈，里面写了一个潦草的“拆”字，旁边还打了一把红红的大叉，仿佛两把血色刀子。显然，这栋留下了我二十多年记忆和生活场景的瓦房，我少年时目睹了它的诞生，现在人到中年，又要看着它消失，还原成一片颓败的废墟，无可挽留。

2008年深秋，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从永兴县城回到家乡这栋瓦房。三年前，我的父亲也追随母亲去了对面的山上长眠。房子从那时上了锁，瓦屋面上不再飘荡浓浓淡淡的蓝色炊烟。我也累月经年不再回来，任由这栋简陋的老瓦房空置着，落寞地忍受日晒雨淋。我这次回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带头拆掉这栋房屋，以便整个村庄拆迁工作的顺利推进。我只带来了一块红布条，一刀纸钱，一把香，一对蜡烛，一个打火机。别的什么也没带。还需要带什么呢？在选定的这个就要拆掉这栋庇护我成长的旧居的时刻。

房子外面，我的堂兄三节和几个村人在说笑，抽烟，墙上斜搭的高楼梯直抵瓦檐。他们是我雇来的，只等我的简单仪式一结束，就进屋搬东西，上房揭瓦拆砖。

厅屋大门打开了，堂屋门打开了，堂屋通向禾场的侧门打开了，木窗板推开了。强烈的光线射进来，照着堂屋中央的砖砌方形大正灶，四围泛黑的粉墙，烟火熏黑的楼板，蒙了厚厚灰尘的碗柜，灶桌，宽条凳。砖砌的水缸空空的，干干的，没有一滴水，泛白的水泥内壁结了蛛网。空气中有一股久无人居的发霉的味道。

与我一同走进堂屋的，是年近七旬的金德老哥。他是我的邻居，是村里的老泥水匠。我的这栋瓦房，当年就是以他为主的工匠们建成的。记得房屋圆垛的那天，他带着一般人，站在人字坡屋顶的墙垛子上，瓦檩条上，放鞭炮，杀公鸡敬神，唱段子，撒糖，撒饼干，撒染红的花生。大人孩子站在下面围观，仰头聆听，笑闹着拥入尚未盖瓦的房屋里捡拾撒下来的东西。当年冬天，我家乔迁新居。堂屋的这个砖灶也是他砌的，在选定的良辰吉日，是他亲手在灶基上安放了象征一家之主的崭新的铁撑架。

我点燃了纸钱，烧在灶膛里。火光熊熊，腾起一片烟尘。就着如舌的火苗，我又点燃了香烛，插在灶台面上的缝隙里。三炷香缭绕着青烟，蜡烛燃烧着，火光明亮，拖着长长的烟尾巴，红红的油脂顺着蜡烛滑下来，滴落在空荡荡的灶台上。堂屋里又充满了多年不见的烟火气息。

灶膛里的纸钱渐渐成了一滩黑色的灰烬。金德老哥拿了红布条，系在了灶膛口撑架的圆环上。他神情肃穆，两手握着圆环，一拉一提，铁撑架就与灶膛分离开来。我赶忙伸出双手，接了过来。

这个沉甸甸的撑架，上面一个圆环，下面三条腿，均已锈迹斑斑。二十多年与这个灶台，这膛炉火，这栋房屋，这方土地的长相厮守，如今终将分离。

外面进来几个人，开始清理旧物，搬到门外的禾场和空地上。另几个人上了楼梯，开始揭檐口的瓦片，一叠一叠传递下来。我从堂屋里出来，把拆房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堂兄三节。

提着撑架，我离开了这栋正在拆除的老房。作为村庄的游子，作为家的象征，我和我的相伴了二十多年的撑架，一同行走在返城的路途。

秋风里，撑架上系着的红布条不时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