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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区，《格萨尔王传》不仅以传唱形式存在，而且还以藏族民间文化的诸多形式——风物传说、民歌、谚语、赞词以及藏戏、舞蹈、绘画、雕刻、寺院羌姆、祭祀供奉等紧密相连，形成了康区文化中独特而亮丽的格萨尔文化现象。格萨尔就是康巴人民创造的正义、公平、诚信、善良、勇敢、智慧、富裕等人文精神的社会性象征。

■ 扎西次仁

康区流传着这样一首谚语：“每一个藏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王传》 。”这说明《格萨尔王传》在康区流传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妇孺皆知。对康巴人来说，《格萨尔王传》与他们的精神生活水乳交融，是他们的理想、信念、追求，是他们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个既能听得到，又能看得见并能真实感觉其存在的一部英雄传奇；是他们认识历史创造力的教科书；是他们战胜艰难困苦创造美好未来生活的百科全书；是他们排忧解难，自娱自乐的艺术方式； 是他们精神生活里最圣洁的领地。因此，在康区，《格萨尔王传》不仅以传唱形式存在，而且还以藏族民间文化的诸多形式——风物传说、民歌、谚语、赞词以及藏戏、舞蹈、绘画、雕刻、寺院羌姆、祭祀供奉等紧密相连，形成了康区文化中独特而亮丽的格萨尔文化现象。格萨尔就是康巴人民创造的正义、公平、诚信、善良、勇敢、智慧、富裕等人文精神的社会性象征。

在康区，有关格萨尔的风物、遗迹、传说，比比皆是，可谓多如牛毛。对格萨尔的风物、遗迹、传说，有些人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认为是子虚乌有的人为杜撰，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风物传说既然是一种客观的文化现象，就有它产生、存在、流传的合理因素。一个民族的文化传说，是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是这个民族文化追求、理想、文化精神顽强而曲折的反映。康区广为流传的有关格萨尔风物、遗迹、传说，正是《格萨尔王传》在康区孕育、传承、流布的民众心理基础。

康区是说唱《格萨尔王传》民间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上世纪60年代，仅在甘孜州康北三个县就粗略地发现杰出的民间说唱艺人20 余人。据全国格萨尔办公室掌握的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99位说唱格萨尔的藏族民间艺人中，康区籍的就占36 名，而卫藏籍的没有一人。

如全国著名的格萨尔说唱家扎巴老人是昌都边坝人；玉梅、洛达、曲扎是昌都索县人；桑珠是丁青人；玉珠的祖上是康区人，80多年前，玉珠的祖母怀着玉珠的父亲从康区踏上羌塘的土地，落脚在安多县巴尔达村；抄本世家布特尕祖孙三代是玉树结古人；卓玛拉措是德格人；……行了，笔者用不着在此一一列举了。

目前全国已发现7部《格萨尔王传》木刻本。这7部木刻本就是原邓科林葱土司家刻印的《天岭卜巫》、《赛马登位》；德格印经院刻印的《卡契玉宗》；德格八邦寺刻印的《大食财宝宗》；江达县波鲁寺刻印的《分大食财宗》，江达瓦拉寺刻印的《地狱救母》。很显然，《格萨尔王传》7 部木刻本均出自康区。

流传在康区的《格萨尔王传》手抄本究竟有多少部，笔者无法统计。仅甘孜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收集的手抄本就有30多部，同时还发现不少伏藏本。许多相关的资料也显示，流传在其它地区的很多抄本都来自康区，都是用康方言写作的。其中许多新著、修定者都是康巴人。如：木刻本《英雄诞生》、《赛马称王》是在德格八邦寺活佛降央钦则指点下，由德格土司其麦珠比弟资助完成的。作者是康巴人居麦土登降央扎巴。撰著《门岭篇》的作者布拉洛布也是康巴人。康·达先多吉著《阿达拉姆传记》、喇嘛宗热著《降伏北阿赛王》。出生在甘孜州石渠县的宁玛巴一代宗师、藏族著名学者居·米旁降央朗杰嘉措独树一帜完整的创立了格萨尔修持、祈祷、供奉、烟祭、招财、长寿等诸多方面的念诵仪轨、祈祷文。形成康区独特的修持、供奉格萨尔战神的宗教文化现象。

藏语康方言在英雄诗史《格萨尔王传》形成、产生、流传中起了重要的载体作用。康方言的主要特点是：1.藏语三大方言中，讲康方言的范围最广（四川甘孜；青海玉树； 西藏昌都、那曲地区；云南迪庆），人口最多。2.康方言符合藏文文法、修辞学理论、声明学，与藏文书面语没有显著区别，说起来顺口、悦耳。生僻的土语少。具有语言的美感和张力，能准确的传达康巴人对自身社会生活的认知和自己的精神世界。3.康区地理位置正处于卫藏和安多之间，与两地文化交流广泛，因此康方言全藏区都通行。康方言的以上特点，无疑为塑造勇敢无畏、聪明机智的格萨尔形象，浓郁的康区游牧部落生活风情，造就了异乎寻常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显示了康方言卓越的语言艺术功能。因此，英雄诗史《格萨尔王传》在康区孕育、产生、流布乃至传播到其它地区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康区是世界不朽的英雄诗史《格萨尔王传》孕育发祥的地区；《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民间文学的奇芭，是康巴文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