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社记者 丁瑶 文/图

翻开记录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历史荣誉册，先进生产者的名字总是熠熠生辉。

对于现已83岁高龄的汪清来说，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翻身做了主人的劳动者们，在各自生产战线上干得热火朝天。年仅18岁的她凭借着勤学苦练、刻苦钻研、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作为全国首批先进生产者，站上了工人阶级的最高领奖台，不断用劳模精神激励着身边人。

“共产党解放了我，我就要‘报恩’”

见到汪清时，昔日的纺织能手在孙女的搀扶下，拿出自己十分爱惜的黄色小皮箱，拿出珍藏的6枚奖章、第一次去北京时的照片，以及在重庆李家沱毛纺厂与恩师珍贵的合影。“我时常把这些奖章和照片拿出来看，每次看到它们，就会想起在旧社会时遭受过的苦难和在新中国成立后过上的幸福日子。”汪清说完陷入了沉思。

据汪清回忆，解放前，涉藏地区的老百姓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连做人最起码的权利都没有。8岁她就在领主家为奴，住牛棚，吃洗锅水，穿破烂衣裳，还要挨领主的打骂。夏天的时候，还能吃点野菜果腹，到了冬天，基本上只能饿着肚子干活。

“记得那时女领主睡觉的床底下有一个皮口袋，里面装有糌粑和豌豆。有一天，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晚上趁女领主睡着的时候，悄悄趴在床下，用碗装了一点点糌粑来舔，那时候还小，舔着舔着就睡着了。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去捡牛粪。当我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忘记收碗了。我非常害怕，就用大背篓装了很多很多牛粪，想着装多一点，领主看在我勤快的份儿上，就不打我了。结果回家以后，刚进门就被女领主抓住头发，用刀子在我脖子上割了一刀。”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老人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她说，“现在的生活这么好，一定要节约粮食，好好珍惜得来不易的幸福生活。”

受不了领主的剥削和压迫，母亲和弟弟相继离世，妹妹也因逃跑失败被挑断了脚筋。汪清被迫孤身一人从道孚逃到康定投靠亲戚。“那时候不识字，汉话也不流利，几经辗转最终才逃到康定亲戚家帮工，后来看到康定市毛纺厂的招工启示，我想都没想就报名了。”汪清说。

1954年，初入毛纺厂的她，对于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的。第一个星期只能做分拣羊毛等级的手上活，但她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一心想着如何快速提高自己的能力。

汪清当时所住的员工宿舍一共有四人，她选了靠窗边的位置，这是她的“小心机”。因为不识字，也没有技术，那就得勤学加苦练才能追赶上先进者的步伐。

“我故意选了一个靠窗的床铺，半夜趁大家都睡着了，我就提着鞋，偷偷打开窗子，溜去车间打着火把练习穿针，等天蒙蒙亮又回到宿舍假装睡觉，就这样坚持了大半年。我从刚开始的分拣羊毛，到操作手摇式纺织机，最后如愿戴上了工人的徽章。”汪清说起这些经历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时间凑巧，那年恰逢厂里开展扫盲运动，可把汪清乐坏了，用她的话来说，“政策好了，半夜都在搞学习，根本没有休息的想法。”读书写字，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康定和平解放，奴隶翻身做了主人，汪清对党和组织有着特别的感情。“共产党解放了我，解决了我的吃、穿、住，还给我发工资，党和组织就是我的家人、恩人。”“报恩”这两个字一直烙在汪清的心里，为了报答党的恩情，她心无杂念，时刻想着如何在完成规定任务的基础上，多做一点、做得更好一点。当周末工友们回家时，她就义务上山捡柴背回食堂，一背篓又一背篓，一周又一周……

“满腔热血献国家”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纺厂采取的是评工记分制，男性劳动力一天记10工分，女性劳动力一天记6到8工分。因能吃苦，不怕脏累，她每天总是第一个到集体“上工”，白天干完活，晚上还会悄悄地加班，每次她都能得到最高的工分。一年的任务量，她半年就能全部完成，誓要“满腔热血献国家”。就这样，“汪清”这个名字在工友们之间传开了，当县里要表彰劳模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党和组织看得到我的努力，给我评定了州级劳模、省级劳模、全国劳模的称号，这是对我努力的肯定。我也一直在工作中高标准要求我自己，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肯定。”汪清说。

1956年4月，汪清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去北京接受表彰，这成了她漫长幸福生活中最难忘的时刻。

“那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穿着一双布鞋，看上去是那样的亲切。”“开完表彰会回到宾馆，门外停了一排车，说是要接我们逛逛北京城，当时多数人都不肯上车，有人想抓紧时间留在宾馆里搞学习，也有人因为惦记单位的活儿想早点回去。”汪清回忆，周总理早就料到这一点，还特意派人来劝大家不但要会干活，还要会休息。“这在旧社会，是绝对不敢想象的事情。”汪清暗下决心，回去后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好好劳动，报答党的恩情。

1958年，汪清被厂里派往重庆李家沱毛纺厂学习。先进的机械化生产和师傅精湛的技术让她目瞪口呆，和康定手摇式纺织机相比，这里的机器更加考验眼力、手力和脑力。没有接触过这些机器的她天天拉着师傅问，请她多教教自己。这种不服输、肯钻研的精神，不仅让汪清的打结功夫突飞猛进，也让她对织布机上其他的操作工序日臻熟稔。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锻炼，她从最初织出来的布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到后来能完美地隐藏接线头，力求掌握每一项技能。

1959年，汪清学成归来，担任康定毛纺厂生产队小组长，主动当起了老师，她毫无保留地向工友们传授操作方法，带出了一批实干、肯干、技能突出的徒弟。同年，汪清与驻地部队的杨君臣结婚。

1960年，汪清随军前往阿坝州，先后在阿坝县商业局食品厂和红原县委招待所工作。期间，她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有人曾问她：“你入党究竟为了啥？”她坚定地说：“党是我的恩人，我要向党组织积极靠拢，争当先锋，用我所能去做更多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的事。”1983年，丈夫转业回到甘孜州，汪清便在甘孜州侨务接待办工作直至退休。

“国家给我的荣誉太大，我对国家的贡献太小！”谈及“全国首批先进生产者”这一荣誉，汪清反复念叨，这是她的本职工作，所有的一切都是她应该做的。“党和国家这么关心我，我真的很感动，平静不下来。自己以前做过一点点贡献，但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教育子女为国争光。”老人感慨道。

汪清老人有三个孩子、三个孙女。如今，三个孙女也已经长大成人，一家人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光和热。儿子杨康明说：“母亲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从小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就很严格，教育我们一定要爱党爱国，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工作。我是一名医生，她经常教育我，生命至上，对待病人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要认真负责，我们一直以母亲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