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

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六位在云南工作的文化学者，从云南中甸北上西藏昌都，再向东横穿横断山到四川康定。后来，他们把这条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命名为“茶马古道”，他们也获得了“茶马古道六君子”的美誉。

除了滇藏茶马古道外，在横断山脉中还有一条更加古老和繁华的“茶叶天路”——川藏茶马古道。

川藏古道上商旅往来不绝，背夫背着重重叠叠的大茶包，艰难的行走在从雅安到康定的崇山峻岭中，到了康定，包装茶叶的竹篾换成了牛皮，再经牦牛驮马运至西藏拉萨销售，甚至远销南亚印度、尼泊尔各国。

后来，随着川藏陆路交通和航空的日益完善，大山里曾经的喧嚣早已归于平静，古道上曾经的痕迹亦也渐渐地湮灭于荒野之中。

从雅安到拉萨绵延数千公里的茶马古道，由从雅安到康定的“背夫茶路”、从康定到拉萨的“雪域茶路”两段路组成。

从雅安到拉萨，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天路”，由从雅安到康定的“背夫茶路”和从康定到拉萨的“雪域茶路”两段路组成。

在没有“茶马古道”这个名称前，这条古道又称“朝贡道”“四川路”“川藏道”等。 在西方人眼里，这条路是“茶叶大道”，是通往拉萨的“神秘之路”。

古道：一条路的前世

茶马古道源于“茶马互市”“以茶易马”的古老交易。

茶马交易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唐代茶马交易中的马主要为青海、甘肃一带的河曲马，而茶叶主要来源于四川和陕西，交易地点集中在今天陕西、甘肃、宁夏一带。因此，这一时期的川茶主要通过岷山道以及古蜀道的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往西北运送。

北宋王室南渡之后，西北被金人所据，马匹的来源地进一步缩小，朝廷的目光不得不投向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康巴地区。黎州（今汉源清溪）、雅州（今雅安）、碉门（今天全）的易马场开始受到重视。到了明代，对战马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与此同时，涉藏地区对茶叶的依赖也更加强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以茶治边”成为带有政治谋略的经济政策。如蜀王朱椿所言“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而川藏茶马古道，正是从雅安出发，到达康定，延伸到遥远的拉萨。

清军入关之后，战马来源已经不是问题，茶马互市在康熙之后逐渐停止，被茶土（特产）交易取而代之，边茶贸易愈来愈盛。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清廷还大力修缮道路，新建驿站，通往西藏的道路路况好了许多，驻藏大臣入藏走的也是川藏大道。

在这条过去以茶马互市为主的贸易通道， 商品愈来愈多元化。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七成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 要为“雅属五县”（今雅安雨城区、名山区、荥经县、天全县和成都邛崃市）所产的边茶。

这条路也是横断山脉里最艰苦的茶马古道，商品主要靠人力背运到康定。从雅安到康定（打箭炉）的茶叶，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在康定的锅庄交易，再经牛皮包装，由牦牛、驮马一路向西运到西藏昌都、拉萨，再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尼泊尔、印度等国家，全长4000多公里。

李苞：一个赴藏官员的“诗与远方”

2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打箭炉，到巴塘赴任。成都、雅安、化林坪、折多山……如今这些川藏线上耳熟能详的地名，在200多年前，却有着不一样的模样。

清嘉庆九年（1804年）初春，这位官员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康定等地44台站，行程1500多里。一路餐风宿雨、越岭渡河，抵达巴塘时，已是“雪晴柳飞花，云暖麦吐穗”的四月下旬。

此人名叫李苞，甘肃兰州人，奉调巴塘任粮务委员。在赴职路上，李苞且歌且行。

在蒙顶山下，他看到了茶，“特产茗其株，雀舌含嫩绿”；

在打箭炉，他看到了茶，“牛马来邛笮，盐茶出益梁”；

千里过后，他在雅江，又见到了蒙顶山茶，“牦牛负行粮，兼驮蒙山茗”；

他最终抵达了目的地巴塘。不久，收到友人辗转寄的蒙山茶，他开怀畅饮：“可怜精好到蒙顶，吃才六碗欲通仙。”

“昨日穿云林，今朝过雪山。”李苞旅途中所见的高原奇观，山川风物，被他一一写入诗中，读来宛若亲历。

诗人的“诗与远方”充满着浪漫情怀，而背夫的“诗与远方”却在诉说着生活的艰辛。

“背好茶包子，手上拄拐子，勒的汗衫子，包的青帕子，拴的半肚子，穿的偏耳子。还有汗刮子，别根烟杆子。爬坡上坎靠拐子，背起背子像驼子，打起拐子像汉子……”

著名左翼作家周文的老家，就在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荥经县。出身于藏茶世家的周文，对背夫并不陌生。长大后，曾任茶马古道重镇泸定县化林坪分县的代理县长，对背夫的苦难有着不一样的感受。

1934年9月，出川多年的周文依然记忆犹新，他写下了《茶包》一文，在《太白》月刊（1934年12月第一卷第6期）上发表。

“那茶包一块有八尺长，用篾篓装成，好像一条挺长的扁圆枕头，一条大约有十五斤。那些粗壮胳膊的汉子，一气是可以背十五六条之多的。他们把那茶包一条叠一条地扎好背在背上，就像一个顶大的方桌面子似的，从腰起离头有三四尺高，那宽度在他背着的两旁还可以遮着两个人。然而走十来步就要休息半天。十几个人结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肠小道扫着上面垂下的树叶一步一步的走着……”

茶城雅安：茶之源

雨水充沛的雅安，历来是四川重要的茶叶产地。

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上种7株茶树。

2000多年后的今天，雅安已发展到100余万亩茶园。

自古以来，这里是四川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茶叶源头，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边茶产地，还是四川盆地向高原过渡的生态阶梯，更是沟通川、滇、藏各民族的地缘走廊。

1908年夏天，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到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他连续3天站在通往折多山的路上观察，发现每天都有200多匹驮马出关，从康定往西前往西藏。

他打听了一下，马背上大多驮的是茶叶。这个叫布鲁尔的英国人很惊讶，西藏有多少人？为什么那么多茶叶被运往西藏？这些茶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猜想在康定的附近，肯定有一座偌大的“茶城”，才能保证这么大的茶叶运送量。

“茶城”在哪里？

布鲁尔经金川、汶川回到成都后，又从成都经嘉定府（今乐山）到宁远府（今西昌）。本来，他可以沿大渡河而上，经越西到西昌，但他特意拐了个大弯，溯青衣江而上，绕道雅安，目的只有一个——看一看雅安这座 “茶城”是什么模样。

到了雅安，他看到了一座“茶城”和背茶包的背夫。

“雅州是一座繁忙的繁荣小镇，它是雅砻江（应为青衣江——作者注）边的一颗明珠，它三面环山。雅州又是西藏茶叶加工的大中心。茶叶就生长在附近的山上，背夫把它带进雅州城，在这里烘干、揉制，然后打包装在竹筐里，运到西藏市场上去。”

布鲁尔写道。

雅安正是“南路边茶”的生产地。

雅安“茶城”的规模有多大？

2016年9月18日，由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内蒙古、广西博物院（馆）联合主办的“茶马古道·西部八省区联展”在四川博物院开幕，给出了一个准确的答案：

“两百茶号聚雅州。”

雅州（今雅安）一带成为藏茶制造中心，经营藏茶的各地茶商纷纷汇聚雅州，最兴盛时，茶号高达200多家，主要由陕西和四川的茶商开办，被称为“陕帮”和“川帮”。

各茶号为了在藏茶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均在商标和用料、用工、茶包质量上下功夫，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图形和品牌标识，以便识别。

据清代《雅州府志》记载，雍正八年（1730 年），南路边茶销藏茶104424引。按每引配茶100市斤，雅安每年销售到涉藏地区的茶叶达1044.24万斤。

除了产茶，还有两件事奠定了雅安在中国茶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一，茶之源——雅安是中国人工种茶的开端，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在蒙顶山栽种野生茶树，从而开启了世界人工种植茶叶的先河。

中唐时期的李肇在《国史补》中说：“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

文中所说的剑南蒙顶茶，就是今天雅安蒙山顶上出产的上等茶。

晚唐杨晔的《膳夫经手录》也说：“蜀茶得名蒙顶……”

他还说到清明之前的蒙顶茶价值不菲：“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五匹绢帛还买不到一斤蒙顶春茶。蒙顶山茶价格之昂贵，除了皇室贵胄，大概也只有金马玉堂、钟鸣鼎食之家才有资格品尝。

除蒙顶茶之外，杨晔对浙江湖州的顾渚茶也有好评：“湖（指太湖）南紫笋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中晚唐诗人刘禹锡是这样描写蒙山茶、顾渚茶入贡的情景：

“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

其二，道之源——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蒙顶山茶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在唐代荣耀无比，宋代以后逐渐没落，到了明代之后，几乎销声匿迹了，连许多爱茶的雅士都弄不清楚蒙山茶到底是哪儿产的，甚至有人以为蒙顶山茶为山东蒙山所产。

昔日大名鼎鼎的蒙顶山茶到哪儿去了？

明末杭州茶人许次纾在《茶疏》一书中，给出了答案：

“古人论茶，必首蒙顶。蒙顶山，蜀雅州山也，往常产，今不复有，即有之，彼中夷人专之，不复出山。”

“夷人专之”，即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做茶去了。

做什么茶？做藏茶！

于是，茶文化源头的雅安，又多了一个名头 —— 川藏茶马古道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