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均 邓明前

本文中这位国家三线建设者名叫邓火生（1945—2022年），出生于紫河村下堡子一户农户家。《邓氏族谱》第29页备注栏记载“父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卖烹坝”。被卖后，邓火生跟义父姓，改名辜九江、辜正中。成年后，他到了毛主席曾最关心的地方之一，参加了当时国家保密的三线建设。

父亲爱大烟，胜过爱幺儿

1945年，邓火生出生。在他出生后不久，一天，父亲邓元文到下田坝张家坟修水磨房。当他钻进水车石龙窝时，突然塌方，石头砸断了他的脊椎。经过抢救，邓元文保住了一条命，但从此落下重度残疾。他弯着的身躯，如同背了口铁锅。受伤的脊椎常疼得他日夜难眠，坐立不安。好心人建议他吃大烟镇痛。于是，邓元文在上堡子黄成富烟馆试了几次，烟土镇痛“立竿见影”。从此，他迷上烟土，不管脊椎痛不痛都吃。没钱进烟馆，就把好田好地当给沙坝天主教堂，由此，害得全家穷困潦倒。屋漏又遇连天雨。邓火生一岁零三个月时，生母刘氏右腿生疮。那时，缺医少药，刘氏面临生死关头。邓元文见自己烟土快要断膏，妻子也无钱医治，家道难以为继。他盯着哭闹不得安宁的幺儿邓火生，心里盘算起来，不如把幺儿有偿抚给（卖儿子）有钱人家当义子。一来，自己烟土又有着落；二来，减少一张嘴吃饭；三来，妻子能静下心养伤。此外，幺儿一旦被卖到有钱人户，就“从糠堆堆，调到米堆堆”，吃得饱饭，饿不死。于是，他不顾亲情，托人四处寻找买家。如此，也就有了《邓氏族谱》上的记载，邓火生因“父亲吃鸦片无法过日，被卖烹坝”。从此，母子、兄弟天各一方。后来，邓火生给兄长讲，当年父亲以20两银子将他卖给辜伯勋，并被改名为辜九江。

1950年3月泸定解放。1951年土改，邓元文一家被划为贫农，分到14.4亩田地，并从茅草屋搬到政府没收的富农家的两间瓦房里。邓元文大烟鬼的帽子，在农会干部、民兵组织的强行禁烟中摘掉。他的大儿子邓明亮，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儿子邓明清上学读书，后来考进甘孜师范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全家逐渐摆脱贫困。安隐的日子让邓火生母亲始终抹不去心中对幺儿的牵挂。每次，三儿子邓明清回家探亲时，母亲总重复说，在她有生之年，一定要见到幺儿子一面，否则死不瞑目。

寻亲，母子、弟兄重团聚

岁月斗转星移，一恍到了1982年。也许是血脉相通的感应，此时，在泸定县城某机关工作的邓火生三哥邓明清获悉幺兄弟从外地回到烹坝辜家寻亲，激动得难以抑制。他急忙赶汽车到了烹坝，在熟人引领下，兄弟二人见面。简短交谈相认后，兄弟二人牵手上了车，回到县城。哥在前带路，弟在后，一路有说有笑，过了上下河独木桥，俩人手牵手移动脚步走过漩水湾、九步坡、闶头岩险段。幺弟说，当年，他在大哥背上抗命哭闹不停；一双小手不停拍打大哥头部，抓扯大哥头发；一双脚，用力猛踢大哥脚弯子，对山路毫无印象。黄昏时分，到了家门口，邓明清先对坐在门口凳子上满头花白头发的母亲喊了声“阿妈！”，然后说，身后就是火生幺弟，他回家看您来了。此时，老母亲起身，一瘸一跛走到幺儿面前。仔细看，火生相貌与他爹有几分相像。老母亲一边说这不是在做梦吧，一边伸出瘦削的双手搂住幺儿子的头，两眼流出泪花。她哭着道：“死娃娃，30多年了您跑到哪里去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今天看见你，我没有遗憾了。”此刻，三嫂王德英和大哥邓明亮、大嫂程启芳，站在一旁，相互打量。兄长邓明亮两眼泪水长流。当天，二哥邓明谦在县城参加林业员培训没有见着。母子见面，话题又重提。母亲问他，三十多年，和家人无联系，去了哪里，做什么工作。邓火生回答，明日，向母亲、哥嫂慢慢摆谈他的坎坷经历。

次日，在家人重逢的团圆饭桌上，邓火生借助酒兴，回忆起他童年、少年、中年的人生经历：

一、苦甜叠加的童年

1948年，养父辜伯勋到烹坝把他接走后，他先到了康定。在那里，有吃有住。辜伯勋无子，所以养父、养母对他疼爱有加。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后，养父又带他去了成都。1949年，成都和平解放。1951年，养父因历史问题被劳教。此时，他才知道养父是国民党二十四军的一名军官。义父离开时，把他托付给一位朋友代管代养。这家人有三个孩子，每天吃饭，他不能上桌，只能吃剩下的饭菜，如果剩得少，就吃不饱，挨饿是常事。穿的，则只能穿那三个孩子不穿的丢弃的旧破衣。晚上睡觉，就睡地铺，一床破被盖陪伴了他七八年。每天，他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将主人的屎尿桶提去倒入公厕，接着扫地、擦地板、洗碗。在别人家里，他就是一个多余的人。一旦犯错，托管人就会揪他耳朵、罚跪、用竹片打他手心，让他长记性。

当童工。长到13岁，托管人说他长大了，难管，此外，吃白饭，供不起。于是，托管人找到街道办给他找点事干。街道办领导也同情他这个无家可归的少年。于是，叫他到一家餐馆干杂工，只供饭，不发工钱。从此，他不饿肚子也比较自由。1960年7月3日，街道办介绍他参加工作，月薪12元。他终于自食其力，那年15岁。因为他聪明肯干，所以，单位送他到成都市最有名、最大、最气派的芙蓉餐厅培训。当两年学徒后，他回到成都市红光酒店，当上了厨师，有了用武之地。

二、去了毛主席曾最关心的地方

邓火生继续回忆：1965年11月，一天单位召开“国家三线建设职工动员大会”。领导说，从今年开始毛主席布置的大三线建设马上开始。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动员全市财贸系统抽调一大批优秀员工参加国家三线建设。散会后，邓火生决心到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去。他对毛主席爱戴之心感动了单位领导，在第一批抽调的300人中就有他。

1965年12月22日上午9时30分，新南门浆洗街锣鼓喧天，成千上万成都市民云集在街道两旁，邓火生胸戴大红花，自带20多斤行李，衣兜里装着户口和微薄积蓄，依序爬上解放牌新车。车头保险杠和车箱两侧刷有“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好人好马上三线”醒目标语。车队出了城，沿川藏公路一路向西，到了雅安，往南拐弯一路向前。第二天，到了凉山州喜德县城。下车后，邓火生紧跟先遣队沿泥泞崎岖的山路爬坡、上坎、钻山沟，来到一个空旷的无人区。有人住进席棚，他和队领导则住进油毛毡房，里面没有家具。先遣队安营扎寨下来后，领导向全体员工交待任务和纪律。他记得有四点最重要：一是到达喜德工区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是“三线人”，国家的一名建设者；二是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为修筑千里成昆线的30万军民筑路队伍做好后勤保障；保证经过喜德全境的几万修路民工不仅吃饱饭且吃得卫生，还要睡好觉；力争早一天把铁路修通。三是保密，对外写信、打电话、发电报一律以数字命名某某信箱；四是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习俗，谁违反，谁受处罚。邓火生说，他每天做好民工的三餐大锅饭。在工地上，渡过了尘土飞扬、干燥酷热、蚊虫肆虐的艰苦日子。为国家三线建设“三通”中的路先通流过汗，贡献了青春。

1970年7月1日，从成都至昆明1100公里铁路通车。邓火生从喜德调到攀钢基地附近，市商业局五交化公司职工伙食团。之后，在公司汽车队，河门口中餐厅“五十一”建工机械化施工处伙食团等单位当厨师、培训学徒，桃李满天下。1981年，凉山州军分区上门接他到西昌，为全州公社武装部长教导队掌厨半个月。1982年，凉山军分区司令员点名他为凉山州首届500人的农民运动会主厨。凉山农民运动会一结束，他回到阔别17年的成都。此时，他得知义父已经去世，本能地思念生母、兄长。于是，他从成都回到烹坝，通过儿时认识的烹坝人寻亲，了解回老家的路怎么走，原生家庭还有哪些亲人。这时，三哥到烹坝找到了他。他终于见到了母亲，并与三位兄长团聚。

酒桌上，大哥、二哥问邓火生啥叫三线建设？邓火生说他也是调到攀枝花市后，喝茶饮酒时听老革命们讲，才逐渐明白。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基于紧张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三线建设。把中国沿海和边疆划为一线；中间地带划为二线；后方（云、贵、川、青）划为三线。攀枝花是全国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这个地方国家建设一个新的大型钢铁基地，改变我国工业布局，以备战之需。全国400万建设者云集到攀枝花市的崇山峻岭中，经过两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把攀枝花变成了中国的钢铁之都，中国六大钢铁基地。邓火生说，他是打通成昆铁路30万军民中的一份子，他为此感到光荣、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