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芳

当1938年的烽火席卷华夏，桂林这座山水之城却意外成为文化抗战的“诺亚方舟”。文化学者杨益群的力作《桂林！桂林！中国文艺抗战》，以六十万字的体量为我们揭开了这段尘封的文艺抗战史。翻开泛黄的书页，仿佛能听见当年漓江畔此起彼伏的抗战歌声，看见西南剧展舞台上挥舞的刀光剑影。

在14年波澜壮阔的抗战史上，战场前线，中国军民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在敌后方，广大文艺工作者作为一支坚强的力量，用手中的笔，开创了一个不拿枪的文化救亡的战场。本书记载了桂林在我国文艺抗战史的重要一页，全书分为上下两册，图文并茂的讲述了47位美术、文学、戏剧、电影、出版界进步文化名人，于抗战期间在桂林开展艺术斗争的历史，展现了文艺界人士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1938年至1944年，对于桂林来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6年。那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成为中国南部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当时，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欧阳予倩、陶行知等上千名知名文化人汇聚桂林，开展文化宣传活动、举办西南剧展、组织文艺演出、出版发行书刊……以文艺的方式，为抗战讴歌、呐喊，桂林也因此有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名字——“抗战文化城”。

在这场文化抗战中，中国戏剧界勇担使命，书写出动人的篇章。1941年，田汉率南国社历经艰险辗转来桂后，以笔为枪，将《秋声赋》《再会吧，香港》等剧作化作刺向敌人的锋利匕首。书中特别收录其“刀丛觅小诗”的珍贵手稿照片，那些密密麻麻写在皱褶香烟盒上的诗句，字里行间浸透着硝烟与墨香，生动见证了戏剧家如何在敌机轰炸、物资短缺的困境中坚守精神阵地。出版界的抗战故事同样精彩。秦似主持的《野草》杂志不仅刊载进步文学作品，更巧妙地在每期刊物中夹带抗日宣传页，这些薄薄的纸片如同精神火种，在读者间秘密传递。华嘉负责的《大公报》桂林版则突破新闻常规，连续数月以整版篇幅刊载战地记者发回的通讯报道，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场景呈现给广大民众。桂林地下党领导的印刷厂，工人们正日夜加印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将抗战的薪火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些鲜活的细节如拼图般渐次展开，最终勾勒出桂林作为战时文化兵工厂的完整图景。虽然听不见枪炮轰鸣，但文人学者、编辑记者和印刷工人用智慧与汗水，让每一页纸张都化作射向敌人的子弹，每一滴油墨都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血液，在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场上筑起了坚不可摧的防线。

美术家的抗战同样令人动容。徐悲鸿在书中被称为“慈悲的苦行者”，他创作《漓江春雨》时特意在画中嵌入象征抗战的鹰隼。李桦的版画《怒潮》组曲，每幅作品都像一把刻在木板上的刺刀。这些艺术家们常在防空洞里借微弱烛光作画，黄新波甚至将刻刀别在腰间，警报声中仍坚持创作。文学家的笔墨同样锋利，巴金在书稿中记录了他与鲁彦创办《救亡日报》的艰辛，那些写在毛边纸上的社论，后来被读者偷偷传抄当作传单。书中，还浓墨重彩地记叙了女性文艺家的抗战风采。郁风不仅用画笔创作《女战士》系列——这些作品以刚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女兵们坚毅的神态，更组织妇女识字班，用知识武装同胞。华嘉在丈夫牺牲后强忍悲痛，白天排版校对，夜晚撰写社论，用柔弱肩膀扛起《救亡日报》的运转。她们用艺术与行动，深情诠释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担当。

综观这部厚重的作品，最打动人的不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文艺大家，而是书中普通艺人的群像。在抗战的大后方，无数文艺工作者挑灯夜战，保质保量地生产着优秀的文化产品，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他们为换防下来的士兵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为寒风中伫立的百姓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真挚的家国情怀，一次次激起了劳苦大众强烈的情感共鸣，这种无怨无悔的奉献与坚守，正体现出桂林文艺抗战的精神内核，当山河破碎之际，只有将舞台化作唤醒民众的阵地，用激昂的艺术生命铸就不倒的精神丰碑，才能用坚韧的文化力量，书写出华夏大地不屈的民族脊梁。

八十年后的今天，桂林文艺抗战的群像已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定格成永恒的剪影。擦拭这座丰碑，重读这段血与火淬炼的文化史诗，仍能触摸到那些滚烫的灵魂，他们是时代的歌者，更是照亮民族前行的熠熠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