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贵

　　1933年，我出生在泸定县河西下田坝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少年时代，农忙时给父母当劳作帮手，农闲时在村川主庙私塾堂读过三年私塾，也曾放过牛羊、上山砍过灶柴。参军前，我就是一名普通的青年农民。

　　一人参军 全家光荣

　　1950年3月，泸定解放。1951年2月16日上午，村农会主席李光聪为我胸前戴上红绸大红花，众乡亲敲锣打鼓相送，父母和新婚妻子含泪伫立，陪着我走出村子，奔赴军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当天就到了泸定县兵役局（后改编为县武装部），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泸定独立营三连，终于圆了我的从军梦。我的父母、妻子也光荣成为军人家属。参军当年过年时，乡人民政府在我家大门上悬挂了一块“光荣军属”木牌，真正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

　　鱼通剿匪冲在前

　　1951年6月，鱼通土司甲安仁勾结国民党特务蓝希夷、刘野樵发动反革命暴动，抗拒土地改革，向土改工作队打响了第一枪。甲匪还胁迫当地数百名青壮年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匪焰嚣张、局势危急之际，我所在的部队编入康定军分区鱼通剿匪大军。6月14日，解放军向叛匪发起猛烈进攻。刚结束军训的我，第一次亲历真枪实弹的战斗，子弹在头顶、耳边呼啸而过，起初心里十分紧张惧怕。经过两三天的激战，土匪节节败退，我军步步进逼匪巢，我心中的恐惧与紧张也随之消散。历经14天的激烈战斗，匪首甲安仁、杨维周被歼灭，被胁迫的群众得以遣返回乡，重新投入农业生产。鱼通剿匪的战斗，锤炼了我的胆魄，提升了我的实战军事技能，让我从一名懵懂新兵快速成长，也更加坚定了我的革命信仰，牢固树立了军人不怕苦、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追捕要犯

　　1953年，我所在的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继续驻防泸定。1954年的一天，连长派我带领3名战士前往西康省雅安专区天全县，追捕在泸定县镇反运动中逃脱的要犯高润生。1949年前，高润生曾在某县担任旧政权公安局局长、武装队长，还曾任泸定县国民党政府教育科科长。此前，泸定公安和民兵曾对其展开搜捕，但他早有防备，成功脱逃，先躲到羊圈沟沟尾的东灵山庙子。他自知此处难以久藏，便翻过二郎山，逃至天全县新沟，给当地一名孤寡老人认作干儿子，以此掩盖身份，蒙骗了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后来，有熟人在新沟认出了他，随即向泸定县公安局举报。我们追捕组抵达天全后，迅速侦察到高润生的藏匿地点，随即请求天全县公安部门协助，组织上百名民兵进山搜捕。高润生无路可逃，最终束手就擒，被我们押解回泸定，依法归案伏法。

　　石渠县城不像个县城

　　1955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我被编入距离老家下田坝一千多里外的高原石渠县中队。我从康定乘汽车抵达甘孜县，再换乘马匹、步行前行，历经一周时间，才终于抵达陌生的石渠县城。我环顾这座县城，怎么看也不像想象中的样子。宽阔的平坝上，只建有一座一楼一底、共十余间房屋的土墙四合院。院子的东、北、西三面各有一座土碉堡，附近散落着几幢矮小的土坯房，稍远处还有十几顶黑色帐篷，人烟十分稀少。我最关心的是通邮情况，有同志告诉我，这里的邮件一个月才来一次。日常早餐是清茶配糌粑，正餐顿顿不离萝卜和莲花白；民间交易仍在使用银圆、藏币；夜里禁止单独外出，因为常有土匪出没。那时的石渠，几乎与外界隔绝。没想到，我从抵达石渠的第一天起，到1964年2月转业到成都公安离开，在这座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县城，整整生活、战斗了九年。

　　勇挡叛匪脱险境

　　1952年7月，南下干部常希文被西康省委任命为石渠县军事代表，后来又担任中共石渠县委书记。1956年3月的一天，县中队队长派我带领四名战士到甘孜县执行执勤任务。队长说我年轻、有文化、精干能吃苦、遇事善应变，派我出门执行任务让人放心。我们五人骑马携带县委机要文件出发时，队长特意叮嘱我：“机要文件关系党和国家及军事机密，比你们的性命还金贵。人在、文件在！万万不能丢失，更不能落入叛匪手中。”这份嘱托，让我深深明白，任务重于泰山。

　　经过两天半的行程，我们抵达康定地委驻康北中心甘孜县前线指挥部（简称“前指”），上交了机要文件和一大叠信件。前指又交给我们带回石渠的大半布袋机要文件、一捆平信，还有三箱银圆与子弹。次日早饭后，我们正忙着给马匹上驮子，前指办公室主任突然叫我立刻到他办公室。我喊了一声“报告”走进办公室，主任神色凝重地说：“刚接到电台报告，昨天甘孜州好几个县都发生了叛乱，色达、邓柯都乱了，石渠也很危险。”他接着说：“你们县委常书记在康定地委开完会，正在返回石渠的途中，今天你们不能走，等他到了，你们负责护送常书记回石渠。”

　　常书记一行十二人抵达前指后，电台曾通知他从成都绕道青海玉树通天河返回石渠。可与青海方面联系后才得知，青海紧邻石渠的玛多、称多、玉树三县也已发生叛乱，土匪控制了县与县之间的所有关口要道。常书记当即放弃走青海的方案，决定冒险走我们来时的路线，秉持“走一步、看一步，积极应变”的原则，伺机返回石渠。

　　我们一行共十七人，其中有三名女同志，还有九名新分配来的民改工作队员。他们第一次踏上高原，心里既害怕又紧张，整个队伍的气氛十分凝重。我带着向导（通司）走在最前面开路。第四天，我们走到石渠西区与青海交界的奔达一带，行进在浅丘宽谷之中。正要翻过一座浑圆丘顶时，前方坡地上突然冒出黑压压一片土匪，粗略估计有五百多人，彻底堵死了我们的去路。

　　我走在最前头，立即向常书记报告，并建议趁土匪尚未开枪，我们先声夺人、虚张声势。我让向导大声喊话，声称我们是去往青海的解放军大部队先遣队，只是路过此地，与他们无冤无仇。同时，我小声叮嘱同行的十七人，彼此拉开距离，不要挤成一团；一旦听到枪响、有人倒下，立即就地卧倒，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土匪见状，喊话让我们过去两个人说明情况。常书记让我带上向导前去接触。为表示我们的“诚意”，我把枪交给身边的战友，独自爬上浅丘，见到了匪首。我让向导把我的话翻译成藏语，一口咬定我们是青海玛多县人，走这条路只是因为比其他路线更近；并故意放出狠话，说我们身后有一千多名解放军进军青海，其中还有一个营的骑兵，如果他们胆敢阻拦、开枪，就等于给后方的大军报信，等到骑兵一到，他们必将死伤惨重，而我们青海人并不想与他们发生冲突。

　　匪首果然信以为真，说道：“你们不开枪，我们不开枪，你们走吧！”众匪纷纷让开道路，我们一行十七人有惊无险地脱离了险境。两个多小时后，土匪不见解放军大部队赶来，才发觉上了当，想要追赶我们，但天色已经黑了下来，根本追不上。我们不敢有丝毫停留，不下马、不吃饭、不休息，连夜急行军。第二天下午，我们十七人全部安全抵达石渠县城。

　　常希文书记（后调往泸定，1963年8月—1967年1月任泸定县委书记）大步走进县委大院，对着前来接应的同志激动地说：“我终于活着回到了石渠，见到你们了！”当时中队还不便于记功，常书记和中队长便在大会上口头表扬了我，称赞我机智应对、勇挡叛匪，成功保卫了县委书记和工作队干部的安全，展现了非凡的应变能力和战斗勇气。

　　平叛大军驰援紧急

　　后来我才知道，1959年初，甘孜州除泸定、丹巴、九龙等少数县外，其余各县大都发生了武装叛乱。石渠县最边远的白日扎一带，外县叛匪与当地匪帮相互勾结，纠集人数达上万之众，他们早已向共产党、解放军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发起了武装挑衅。不久前，石渠的叛匪就曾打死一名执勤的解放军战士，抢走了他的枪支。在牧区和乡村，不断传来坏消息：区乡工作队被叛匪袭击包围、干部遭暗杀、牧民与国营牧场的牦牛、绵羊等牲畜被抢劫，各地纷纷请求县中队派公安战士前往解围。

　　当时，要对付上万名叛匪，必须依靠主力解放军。我们县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坚守监狱，防止在押犯人越狱或暴动；同时保卫县委、县政府机关，以及卫生院、邮电所、学校、粮站等关键部位，严防遭到叛匪袭击。就在这险象环生、形势危急的时刻，西部战区调集兵力，配合甘孜州骑兵团，向叛匪盘踞的地区发起大规模平叛作战，解放军平叛部队正日夜兼程赶赴石渠。而在主力部队尚未抵达的这段时间差里，叛匪更加嚣张跋扈，接连制造事端，局势愈发严峻。

　　捍卫县城战斗

　　1959年，石渠全县爆发土匪叛乱，一二百名挥舞着藏刀、手持叉子枪（藏式火绳枪）的叛匪包围了石渠县城。好在我们县中队早有战备，提前做好了防御部署：县城两侧浑圆山丘的至高点上，两个碉堡各有一个班配备重武器固守；县委、县政府大院的3个碉堡里，公安军战士荷枪实弹站岗值守，发现匪情后，立即紧急鸣枪示警，提醒全城戒备。

　　一天，部队营房外突然有老百姓高声呼喊：“土匪进城了！快躲藏起来！”队长和指导员齐声向我下达命令，让我带领一个班，立即把土匪赶出城去。我们不敢耽搁，立即冲出县城，朝着手持枪支、挥舞长刀的叛匪猛冲过去，长短枪、机枪一齐猛扫，当场就有3名中弹的叛匪倒地。众匪见我方冲锋枪、机枪的火力死死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吓得魂飞魄散，转身狼狈地逃奔出城。此刻，通讯员传来命令，让我们趁机把叛匪从国营牧场抢走的牦牛、绵羊赶回来。我们乘胜追击，最终赶回来牦牛50多头、绵羊百余只。这些牛羊，是县级干部、县中队及各单位的主要肉食来源，对维持大家的生计至关重要。此次战斗，我们班无一人伤亡，圆满完成了保卫县城、追回物资的任务。

　　参加雅砻江平叛战斗

　　盘踞在雅砻江西岸石渠境内的一股叛匪，长期围困区乡民改工作队，抢劫了大量牦牛、绵羊，还多次袭击并杀害工作队干部，无恶不作。平叛部队抵达石渠后，由于不熟悉当地地形、不懂藏语，再加上当地群众都身着藏装，很难分辨谁是叛匪、谁是普通牧民。于是，县中队抽调战士配合主力部队进山平叛。

　　队长派我带领两名战友、一名通司（向导），担任尖兵开路，为后续部队探查路况、排查险情。我们刚摸到叛匪盘踞地点的边缘，放哨的土匪见我们人少，以为有机可乘，想要生擒我们，便从四面向我们包围过来。我们临危不乱，立即分头向外突围。就在这危急关头，后续主力部队及时赶到，身后传来了机枪点射、连射的阵阵枪声，支援我们突围。紧接着，3发迫击炮弹精准落在扑来的叛匪人群中，匪众应声倒地，剩下的叛匪见状，纷纷溃败逃窜。

　　石渠多为平川大坝地带，叛匪无处藏身、无力抵抗，战斗仅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结束后，我们几人缴获了叛匪的几支枪，还成功赶回来了被他们抢走的牦牛2000多头、绵羊3000多只，战果十分丰硕，既打击了叛匪的嚣张气焰，也为群众和国家挽回了巨大损失。

　　雪域忠魂祭战友

　　雅砻江战斗前，队长派我带领一名战士，前往石渠县东区（与甘孜县接壤），调查各民改工作队的社会稳定情况，了解当地的安全形势。我抵达第一个工作队后，当地干部就焦急地向我报告：一天前，几名叛匪残忍杀害了两名工作队员，抢走两支冲锋枪后，逃上了山。

　　我立刻赶到事发现场，只见两名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茫茫雪地，场面令人痛心。当时正值冰天雪地的严冬，气温低至零下30度，水瞬间就结成了冰，我们又没有任何挖掘工具。可如果不掩埋两位烈士的遗体，既是对死者的不敬，让他们抛尸荒野，我们也于心不忍——更何况，他们是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保护群众，被叛匪残忍杀害的。

　　于是，我和战友下定决心，烧干牛粪解冻土层，让烈士们入土为安。可牧民们起初不肯卖给我们牛粪，他们担心叛匪回来后，说他们同情工作队，进而遭到报复。我一边耐心地做牧民的思想工作，讲解革命的意义，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打消他们的顾虑。最终，牧民们同意卖给我们，我当即买下了10袋牛粪，架起柴火焚烧，烧了两个多小时，才将坚硬的冻土解冻。

　　随后，我和战友用双手刨出一个土坑，又在附近的商店买来12尺白布，小心翼翼地裹好两位工作队员的遗体，将他们平平稳稳地放进坑中，覆盖上热土，再在土上铺上一层白雪，仿佛为烈士们盖上一层洁白的被褥。我们站在墓前，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以此告慰烈士的英灵。

　　安葬好烈士后，我们立即出发追击叛匪，想要夺回被抢走的枪支。可叛匪骑的是马，速度极快，我和战友只能步行，无论我们走得多快，也赶不上骑马的叛匪。我们一路追击，一直追到雅砻江边，才从当地群众口中得知，那两名叛匪已经渡过江，逃到了甘孜县境内。无奈之下，我们只能放弃追击，返回部队归队。

　　忆往事，至今我依旧历历在目。我从未向儿女们讲过我从军的往事，下田坝的乡亲们更不知道这段尘封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我叶落归根，回到了老家。闲暇之余，才慢慢整理出这段尘封了几十年的从军经历，留作自己纪念，也为百年之后，留一个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