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和

我至今记得一个时间：2019年7月夏天的一个日子。当时，我在远隔康藏高原上千公里远的湖北省齐岳山下一个亭子乘凉。我们几个朋友玩扑克，“斗地主”正酣。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同事从康定打来的，电话里告诉了一个噩耗：杨丹叔走了。我根本不信，追问一句，他走到哪儿去？他还不老，怎么会走呢？他为什么要走？没有得到他为什么走的答案，也不想再追问。顷刻心情变得沉重，我出牌常出错，斗地主游戏提前结束。朋友走了，我还坐在冰凉的水泥凳上发呆。耳边吹着凉风，天上飘着悠悠白云，我的眼光掠过亭子前的一片小草，仿佛见他穿过那片茂密的松林，向我走来。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一切都无法复原。掐指算来，我和他有三十年的交道。算是熟人、朋友、同事？或者兼而有之。最早见到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我在我多年供职的甘孜日报社任负责人之一，主管业务新闻编采工作，那时的《甘孜日报》还是一张周三刊的四开小报，人手依然紧张，很期望有识之士、有真才识学者充实编采队伍。一个偶然机会从上级领导哪儿知道一位成都的青年才俊将到报社工作，他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后与川大合并），现是某大学的老师。他在藏区出身、长大、读书，现又从内地重返藏区，对于这样的才俊报社正求之不得。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时，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一位大学老师到高原工作对于全州来说是凤毛麟角，对报社来讲更是绝无仅有。和报社许多人一样，心里也留下一个疑问，高原人调内地工作难上加难，而他逆行，心往高原，他图的是什么？在他人未到时，很想探探究竟。在一次出差成都时，我冒昧地前去见他。那时他在位于成都送仙桥附近的某大学任教，在学校里并没有找到他，在一位好心人的指引下，我在与学校相距不远的宿舍里见到了他。他留着长发，穿的牛仔裤，身材灵动，充满活力。从形象看，他英俊、潇洒、阳光，但不是党报记者编辑职业的正统形象。他知识面广，谈吐不俗。当时我并没有向他直接询问，但还是从交谈的话语中得到了所想要的答案。他重返高原的目的，是对高原充满感情，热爱藏区这片土地，热爱康巴文化，想在这方面做点事。

据他说，他在大学学的是理工类，专业与飞机、导弹动力制造相关联。隔行如隔山，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不无道理。《甘孜日报》作为藏区的一家地方党委机关报，以办报权威庄重著称，当时实行编采合一，需要的是拿得起放得下、十八般武艺都会的全能型新闻人才。记者分类有多种分法，如果仅从党报记者分类范畴而言，至少可分为信息新闻型、文艺文化型、调查专家型。要求记者，笔头功夫过硬，嗅觉灵，来得快，消息通讯调查报告言论散文报告文学等文体都能熟练掌握，既可采访，又能编辑。他笔头功夫好，一到报社就小试牛刀，写出了几篇诗文，不少文学青年读后都叫好。但他有一个没有绕过去的坎，遇到采写时政类的如会议消息、政治政策性强的新闻，他往往写不到点子上，编辑消息类的文稿也不顺手，一些政治素语不熟悉，闹出不少笑话。从实情来看，他是个难得的知识面广、才情高、笔头硬的人才，可是他并不喜欢当一名时政类的信息型记者，也不愿做一个编采合一的十八般武艺都用得得心应手的全能型记者，一句话他不愿削足适履。我们也只能放弃原来对他的希望，而发挥他的长处，利用他在文艺、文学方面的才干，让他在以刊发文学作品的版面上当一名编辑。有了用武之地，又有了平台，加上他的资源与人脉，他在组织文学作者队伍，创新版面、革新副刊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报社工作的日子里，他有思考，也有迷茫曲折，曾在九十年代初可能因不适应党报工作氛围而选择停薪留职回到成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化和文学的梦想。他停薪留职的目的，并非创收而是应聘到成都的一家报纸从事副刊编辑工作。后忽发奇想调到更加艰苦的炉霍县罗柯玛乡当了一名秘书。罗柯玛海拔近四千米，是炉霍县的纯牧业乡，他在哪儿不是为呼吸新鲜空气，欣赏悠悠牧歌，更多的行动是住帐篷，吃糌粑，嗅嗅原野的草香，让牧民的那根神鞭抽抽心灵，既是补生活的课，也是积累文学创作素材。人以五谷为生，艺术以生活为根，康巴的土地是他虔诚的文学之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