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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8月26日

人与“虫”的较量

◎贺先枣

(上接8月19日第五版)

将央洛珠的故事绝不是个例。

石渠温波乡56岁的班洛,7年前就被诊断出患上了包虫病,可他就是不相信,老是说自己不过是“肚子有点痛,其它啥都没影响”。县、乡医生给他发放“阿苯达唑”,他想起来了才吃,更多时候忘了服用。2014年,他腹上鼓起一块包,就找人烧艾灸,可他的肚子里面还是痛,不管是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也好,还是熟人劝他上医院也好,他一概不听。直到2017年4月,病情明显严重,他才进了州医院检查。医生建议他接受手术治疗,他却吩咐家人去问问算卦的结果。

术后,班洛恢复得很好。医生们问他:万一,算卦的结果是不让手术,那情况会怎么样?他说,幸好没出大事,不信科学真可能要人命啊。

无时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错误观念,就这么成为了包虫病的“同盟”,对包虫病的宣战,也就是向旧的观念、旧的意识宣战,难度不言而喻,征途肯定漫长。但这是事关人命的大事,除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去一一破解征途上的难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

可有谁愿意迎难而上来破解这难题呢?

有!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

因为,共产党、人民政府坚持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不受时空限制,不论事大事小,从喜怒哀乐到生老病死,只要是与人们生产生活有关的各个方面,共产党、人民政府都得操心。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包罗万象,为人民群众解除病痛也是为人民服务。

说起在2017年5月6日成都召开的“藏青川三省(区)包虫病联防联控会议”上提到的“石渠经验”,就不能不简要回顾近些年来为了综合防治包虫病,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医疗卫生部门所做的一些努力。

包虫病的防治一直在做,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仅把这种病当作是一种普通的寄生虫病来对待,办法不多,力度也不够。

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了防治包虫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包虫病防治纳入“九五”“十五”国家医学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在扶贫工作项目中,也把防治包虫病作为防治三大寄生虫(包虫病、血吸虫、虐疾)之首进行防治攻关;

1993年,卫生部在北京举办第16届国际包虫病学术大会;

随着对这种病认识程度的不断深入,工作的力度逐年加强。

2000年7月,中、英、法、新西兰、丹麦、日本等国及联合国卫生组织官员和专家在中国四川成都召开了“四川省控制包虫和囊虫等人兽共患病迈向多边合作研讨会”;

接着,2003年、2005年,我国在乌鲁木齐连续举办研究防治包虫病的国际专题峰会。

国家卫生部将包虫病防治列入国家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并于2007年4月24日印发《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试行)》,要求在开展病人线索调查的基础上,以县为单位,在5年内完成辖区内所有流行乡的调查,行政村覆盖率应达到80%以上,以行政村为单位人口覆盖率应达到60%以上。

特别是石渠县以及其他一些牧业县的包虫病肆虐情形,国家、省、州、县党、政、医疗部门一直都在关注,一直都在努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关民生、事关生命的事情。

2007年10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针对我州包虫病的情况做出批示:“要重视和支持高寒牧区包虫病的防治工作。”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长杜青林同志也就包虫病防治工作做出批示。而后,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先后都对包虫病防治工作不断做出重要批示,卫生部、省、州党委、政府不断制定和出台有关包虫病防治的政策,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把防治包虫病工作落到实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