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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心跟着红军走

1935年8月，桑吉悦希随红军左路军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征程。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

千里草原，无边无际，不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一旦陷入水草地，就会越陷越深，很难再爬出来。当时，红军找了一些到过内地、跑过生意、上过学、懂汉话的藏胞当翻译，找过一些赶过马帮、走过草地的人当向导带路。对这些翻译和向导，刘伯承总参谋长把他们当做宝贝，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其中有一位藏族向导叫王寿才，他是丹巴人，过去是个小土司，走过草地又懂汉话，刘伯承亲自请他带路，还专门给他配了一匹马——要知道，那时可是要大首长才能有马骑的。到了草地中央，王寿才生病发高烧，红军就用担架抬他。这样，左路军第一次过了草地。王寿才后来参加了红军、入了党，解放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桑吉悦希、王寿才等藏族战士是亲密战友，到了延安，他们开玩笑说，王寿才是红军战士“抬”到革命队伍的。

然而，要走过茫茫草地又谈何容易！抛开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不说，仅仅吃饭问题的困难就让今天的我们无法想象。过草地，部队缺粮怎么办？只有挖野菜。但水草地的许多野菜都有毒，总部就请藏族同胞帮助，把野菜分类绘出图来，印发各部队。当时总部只有几台油印机，又缺乏油墨、纸张，没有办法，就只好采集野菜实物标本，拿到各部队宣传。于是，桑吉悦希和其他几名藏族战士便成了“野菜宣传员”，拿着各种野菜标本到各部队告诉大家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当红军终于走出茫茫草地时，却突然接到命令：南下。这时的桑吉悦希感到非常纳闷，“不是天天都在喊北上抗日吗？怎么千难万难地转了一大圈后却又要朝南边走呢？”是啊，作为一名刚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他又怎么会知道这是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呢？当时，桑吉悦希最深的印象是“打下成都吃大米饭”的口号。他虽然并不知道“成都”在什么地方，可是有大米饭吃总比在草地上饿肚子好，更何况随军南下，他也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草地，到汉地去看看另外一个新鲜的世界。反正，桑吉悦希是铁了心要跟红军走。

南下受阻，红四方面军回到川康地区。不久，桑吉悦希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担任青年部部长职务。藏民独立师是红军于1935年冬在丹巴建立起来的，原为当地头人马阿交、马骏父子的武装，为了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这支部队，并扩建成为一个藏民独立师，马骏任师长、李中权任师政委。独立师担负全军的警戒任务，整个警戒线东西长百多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的部长，桑吉悦希虽然不用值勤和站岗放哨，但是却要在这广阔的区域里来回地跑，跟着师长、政委下连队检查工作。当然，这也使得桑吉悦希能够有机会接触各个部队、各个部门，并见到了朱德、刘伯承等众多红军高级将领。

红四方面军北上之前，把西康藏区大金、卓克基、党坝、卓斯甲等地的格勒得沙革命军和少先队集中起来，成立了“番族人民自卫军”。这是一支少数民族的革命武装，相当于师的建制，桑吉悦希被任命为党代表。红四方面军再次过草地时，这支以少数民族战士组成的红军队伍承担了特殊的任务：有时，他们走在前面，为大部队开路；有时，他们又留在最后，阻击追兵并负责收容掉队和迷路的红军战士；同时，还要为部队寻找粮食和牛羊。

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比第一、二次更为艰难。难就难在没有粮草。出发前，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斤粮食。这时，桑吉悦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集粮草。受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委派，桑吉悦希和其他年轻藏族战士直接到寺庙、到土司头人家、到群众中筹集粮草。当时的藏地本来就穷，人口少、产粮不多，几万红军来回过了几次，粮食差不多被吃光了。但是，为了支援红军，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一些寺庙甚至把积存多年的粮食和茶叶都拿出来了，就连桑吉悦希曾经当过扎巴的那座小寺院，也拿出了几百斤青稞……

历尽千辛万苦，1936年10月，三路红军终于胜利会师陕北。

毛泽东说：“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延安城北关外有一个叫小沟坪的地方，中央党校当年就设在这里。从这里放眼望去，左前方是宝塔山，弯弯的延河从山脚流过。河对面就是杨家岭，那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

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成立于江西瑞金的马克思主义大学，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恢复并更名为中央党校。1937年中共中央入驻延安后，中央党校校址先在桥儿沟，1939年迁至小沟坪，直至1946年底迁往华北。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就高度重视为将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培养干部。1937年中央党校将少数民族学员单独编为一个班，系列为第七班。桑吉悦希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入四方面军党校学习。1936年底，四方面军党校并入中央党校，桑吉悦希便成为了中央党校学员；中央党校设立民族班后，他被转入民族班。

民族班有20多名少数民族学员：藏族学员有桑吉悦希、扎西旺徐、协饶顿珠、孟特尔、罗德干、沙纳，彝族学员有王海民、阿尔木呷、陈占英、瓦渣木基、潘占云，羌族学员有苏新，苗族学员有石

冒充“通南巴县”的汉族人

天宝从1936年在陕北进入红四方面军党校到1945年离开延安，将近10年的时间内，党组织给他安排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先是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1938年，天宝被派往新疆。当时，中国共产党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有统战关系，从延安选派了部分干部到新疆工作。天宝到新疆的任务仍然是学习。他被任命为新兵营的学生队长，主要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同时学习俄语。

1939年底，天宝又被调回延安，在西北工委工作。西北工委是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第一个专门负责分管民族工作的机构。抗战期间，日军在我国各个民族之间挑拨分化，鼓动民族分裂，企图实现“以华制华”的目的。中共中央设立西北工委，就是主持陕、甘、宁、青、新、藏、蒙各省地下党的工作，对日军制造民族分裂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适应工作需要，西北工委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武器，系统地研究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就是从西北工委开始的。

天宝在西北工委除了从事民族工作，重要的任务还是学习。除天宝之外，在当时的西北工委还集中了扎西旺徐、孟特尔、沙纳等一批藏族青年骨干力量，由何承华等给他们补习文言文和现代语言。何承华当时是中共西北局统战部的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陕西省副省长、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为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将中央党校民族班、陕北公学民族部以及抗大、女大的少数民族学员集中起来，在延安大砭湾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天宝又被组织选送到延安民族学院深造。在延安民族学院，天宝是学生中的骨干，除了学习，还承担了不少的社会工作。他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西南民族区区队长、陕甘边区民委委员，以及民族学院二班班长、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等职。

在那样艰苦的战争年代，后方物资紧缺，需要大量精简人员。在精兵简政中，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精简人员三成以上；前方军情紧迫，急需大量补充战士。党中央仍然把延安民族学院的少数民族学员全部留在延安，尽可能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安心学习。

从1936年长征到延安，天宝就一直留在后方学习。在红四方面军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民族班学习，在新疆新兵营还是学习，在延安民族学院仍然是学习。眼看着一批批抗日军政大学以及陕北公学的学员高唱着《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义勇军进行曲》奔赴抗日前线，自己却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天宝憋不住了，他向领导提出，坚决要求上前线去。领导说不行，“少数民族战士当前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能上前线”。情急之下，天宝只好冒充汉族，“我不是少数民族，我是汉族，我可以上前线”。领导又问，“你是汉族？那你说说看，你是什么地方人？”

天宝参加革命就在红四方面军。长征以前，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在川北，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核心，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以这三个县的最多。这三个县后来成为共和国著名的“将军县”，其中有一个县出的解放军少将就在百人以上。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通南巴”被经常挂在嘴上，对此，天宝早已听熟了。

面对领导的紧紧追问，天宝被问急了，他想起了“通南巴”，顺口便说：“我是通南巴县的人”。

这时，领导笑了：“通南巴！你知道通南巴是什么地方吗？……通江、南江、巴中三个县的简称，是革命根据地。你以为你是佛爷，可以同时在几个地方出生吗？”领导指着天宝的鼻子说：“连撒谎都不会撒，就凭这一点，也不能让你上前线。老老实实给我在延安学习、读书。连通南巴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以后怎么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

天宝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别人都在前线奋勇杀敌，自己却被留在延安的“保育院”！

是的，中共中央为将来培养和储备民族干部的深远用意，当时的天宝又怎么能够深刻理解呢？在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凶残入侵的艰难时刻，前线战事惨烈，敌人的疯狂已经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我参战军民往往整连、整营、整团甚至整师都牺牲在战场上。参战的指战员，都会有牺牲在战场上的可能。如果让数量不多的少数民族革命精英赴前线参加战斗，稍有牺牲就会对今后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造成巨大损失。

延安民族学院的学员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没有上前线，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也没有让他们上前线。胡宗南的军队大举进犯延安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学员被送往内蒙草原深处。到了内蒙，天宝在乌兰夫领导下，担任蒙汉骑兵支队的政委。

内蒙古是最早解放的地区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从事民族工作的锻炼。当解决西藏问题被提上中共中央紧迫的议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具有高素质的藏族干部时，像天宝这样一批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经受过革命锻炼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大用场。（下转第十二版)

邦志，土家族学员有彭祖贵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经历过长征，少部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同志。民族班的学员大多文化程度低，不少人连汉话也说不好，学校就专门给他们开“小灶”，安排文化程度高的学员对他们进行辅导。

在民族班，桑吉悦希被任命为班长，兼学员党支部书记和学校党总支委员。当时，民族班的班主任是廖志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西康省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后来，桑吉悦希在西康和四川工作了很长时间，廖志高一直是他的领导。

中央党校的领导都是著名的老一辈革命家。校长是李维汉，负责党校日常工作的是董必武、成仿吾等。

那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经常到党校讲课。有一次，毛泽东在党校讲完课后，学员们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

“今天我讲的话，你们听懂没有？听懂多少？”看到少数民族学员，毛泽东亲切地一个个问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问到桑吉悦希时，学校领导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毛泽东说：“了不得嘛，当了领导，还带‘长’嘛！”听到主席这样说，桑吉悦希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桑吉悦希回答后，毛泽东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桑吉悦希解释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是一位老喇嘛给我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毛泽东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并向少数民族班的全体学员招了招手，亲切地说道：“你们大家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想了想，又对桑吉悦希说：“长征时我到过你们的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族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是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在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

于是，“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从此，天宝便开始使用这个名字。从此，在《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入的中华民族11969个姓氏中，也便增加了一个当时仅为他一个人所独有的特殊姓氏。姓“天”名“宝”，也许这将是中华民族姓氏史上，最后一个由“天子”赐予的名字。从此，那个老喇嘛为他取的藏名桑吉悦希，就像他的藏族血统一样，成为了他一生中对遥远时代和家乡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