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十版)

新中国首位藏族政协委员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已被基本消灭，国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中国革命闪烁出胜利的曙光。经毛泽东提议，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从当年的8月份起，各方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时不远了。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天宝作为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赋有特殊的重大历史使命：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临时宪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确定新中国的国都、国歌、国旗和纪年，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一个小“扎巴”，成为唯一代表藏族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社会名流、海外归侨代表共聚一堂，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共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这是何等的荣光！

当然，天宝并不知道正是这次因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北京（新中国成立之前叫北平）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夜，新中国的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共600多人出席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天宝应邀出席了这次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就在宴会之后，天宝在休息大厅遇见了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刘伯承握着天宝的手说：“桑吉悦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就这样，天宝从第一野战军转到了第二野战军，党组织关系也从西北局转到了西南局，并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解放大西南的进军。

18军的『天政委』

时间回溯到1949年7月。那时，政协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中……然而，正当天宝和全国人民一样满怀激情地期待人民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遥远的青藏高原却乌云翻滚，卷起阵阵寒流。

1949年7月8日这天，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事件，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的电波，迅速传遍整个世界。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行径，居然赢得英国、美国和印度媒体的一片喝彩。一时之间，鼓吹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甚嚣尘上，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活动也更加紧锣密鼓。1949年9月17日，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召开官员会议，作出了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之后，西藏地方当局迅速将“文武对策”付诸实施，竟然以“外交局”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是“一直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俨然以主权国家自居，并疯狂扩充武装力量，大肆准备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西藏地方当局倒行逆施分裂祖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地区的人民，更感切肤之痛，无不义愤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特别使用了“经营”这个词，这在其他情况下并不多见。毛泽东所用“经营”一词内涵非常丰富，既包含和平解放西藏的内容，也涵盖了长期建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大义。

1950年1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以及正在成都的贺龙：“拟定以二野之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1月10日，毛泽东回电，批准了二野进军和经营西藏的计划。

进军和经营西藏，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问题。在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中，极需要像天宝这样经历过长期革命锻炼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约见天宝并下达命令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参加进军西藏，天宝并不感到意外，也没有提任何条件。多年来党的培养，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吗?

受命进军西藏以来，18军面临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既能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但是过去很少有过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要说做民族、宗教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而现在需要重点做工作的对象是土司、头人等，要和他们打交道，做他们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没有底了。

就在这个时候，天宝来到了18军。天宝虽然在18军不担任正式职务，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军这个战斗集体之中，18军的干部、战士也都把他当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亲切地称他为“天政委”。后来，中央决定18军改为西藏军区，再后来，天宝担任西藏军区第二政委，当年18军的“老西藏”们仍然称他为“天政委”。

自治州的首任州长

1950年8月22日，为解放西藏和平谈判而奔走呼吁的格达活佛，在前往拉萨途经昌都时，被分裂主义分子谋害身亡。格达活佛的遇害，标志着西藏地方当局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西藏地方当局对于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声置之不理，拒绝中央人民政府要求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不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至杀害。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更是集结武装主力和民兵共计8000余人部署到昌都及金沙江一线，决心要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对抗。

形势清楚表明，若不给予西藏地方当局顽固势力以沉重打击，和平之门断难开启，和平解放西藏的善良愿望断难实现。

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批复西南局昌都战役计划。

1950年10月初，发动昌都战役进入倒计时阶段。各路参战部队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各项准备工作均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之中。张国华、王其梅、李觉、天宝、刘振国等西藏工委的领导成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昌都战役的实施作最后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项决定：调天宝到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为了昌都战役的顺利实施，天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向西康涉藏地区上层人士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提供牦牛支援运输，还参与西藏工委对昌都战役的研究。天宝对实施昌都战役的意义有着深刻的理解，在工委的会议上，他说，“我们实施昌都战役，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西藏问题的和平解放。”天宝的意见，得到了工委同志的一致赞同。

在这个时候接到调令，对于天宝来说太突然了。不过，无论是天宝，还是张国华等18军领导都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从组织关系上天宝离开了18军，但是天宝在新的岗位上仍然与18军、与解放西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西康建省始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决定以川滇边务大臣（傅嵩炑）所辖地建立“西康省”。西康省的辖境东起打箭炉（康定）、西至鹿马岭（西藏大昭）计1500余公里，南抵维西、中甸，北至甘肃西和，计2000余公里，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辽阔地域。金沙江自北而南纵贯全省，将西康分为江东和江西两大片区。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设立川边经略使，筹划西康建省，未果；1927年夏，刘文辉入主西康，成立西康特别区临时政务委员会；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决议，将西康特别区正式建为行省；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次年迁至康定；1938年3月，国民政府改组西康建省委员会；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设在康定，刘文辉为省主席；1949年12月，刘文辉在成都战役期间与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彭州）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1950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2军进驻雅安，成立雅安军事管制委员会；1950年4月，西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廖志高任主席，张为炯、鲁瑞林、格达（藏）、夏克刀登（藏）、果基木古（彝）、刘聚奎、白认、康乃尔任副主席。

18军进军西藏必经西康，物资运输也必经西康。西康的社会稳定和运输条件将直接关系到进军西藏的成败。

1950年11月24日，这是一个喜庆的节日！

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政府组成人员，天宝被选为第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当选为副主席。选出政协委员28人，秘书长昂旺格桑、副秘书长李春芳。

这一天，从康定东大门、南大门和北大门三个方向，不断有马队排着长队进入康定城——沿茶马古道，以刘格平为团长的中央访问团，以及西康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廖志高，军区代司令方升普等领导同志一行在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来了。他们是代表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领导、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区党委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向康区各族人民、全体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表示慰问和祝贺的；他们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带来了毛泽东主席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的锦旗，以及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同志赠送的“团结各兄弟民族共同建设新西南并巩固西陲国防”的锦旗。

这一天，沿折多山、雅拉河，康区北部、东部、南部地区以及长期处于自我封闭而与外界未有往来的俄洛、沙尔达等地区的上层土司、头人，各派寺院的活佛、堪布、大喇嘛，各地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及工、农、商、牧等界的代表来了——他们带来了青稞酒、哈达和吉祥的祝愿。

这一天，沿折多河两岸的东西两条大街上，人群如潮，青年学生的秧歌队、腰鼓队以及康定城各族各界人民组成的弦子队，将古城康定挥舞成了一条人群欢乐的哈达，鞭炮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响彻跑马山麓。当晚，康定的四十八家锅庄及主会场（后来的康定宾馆内）燃起了一堆堆篝火，康定人民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欢庆人民当家作主。

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届代表会议上，天宝是这样说的——

“诸位代表先生们：康区各族人民所渴望的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以万分愉快的心情，来宣布这个空前盛会的开幕！因为我个人是一个藏民，我们藏族同胞和彝、回各少数民族同胞，几千年来，受着大汉族主义，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侵略压迫，像今天能开这样的大会，由我们各族人民的代表协商康区人民的大事情，这在康区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开这样的大会，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是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果。经奉中央人民政府、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康省人民政府指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政策，决定实行区域自治，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

这次会议对促进康区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之提供了依据。随后，人民政府应各县请求，于1951年派出康南、康北两个工作团，分赴各县传达会议精神，协助各县筹备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不到半年时间，全州除色达县因条件尚不具备而推迟到1955年11月9日-13日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县人民政府外，包括康定、泸定两县在内，共20个县召开了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人民政府，从而完成了自治县级政权的建设。

1955年，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建制。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划归四川省，改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在自治州成立的当天晚上，天宝与自治州的人民群众一道，围着篝火跳了一个晚上的弦子、锅庄，喝了一个通宵的青稞酒……

中央为何选定康区建立新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义？对此，天宝生前在接受《甘孜日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其一，康区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区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儿女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其二，康区是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的重要关口和纽带，是解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区自治政权的建立必定为解放西藏并在西藏建立自治政权做出榜样。其三，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为1950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胜利进驻康定铺平了道路。从此，康区揭开了历史新篇章。以上无不为中央所重视，并最终确定为我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首选之地。

天宝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后，把协调甘孜地方支持帮助修建进藏公路、机场以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18军进藏作为第一要务。一年后，18军先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随后张国华率领18军军部抵达拉萨，各路进藏部队也全部进入了西藏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