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中兴

二郎山拔地而起，像一道天然屏障矗立在甘孜州的家门，生生地阻隔了康巴与内地的交通。

或许就因为其山势过于陡峭，难以通行的缘故吧！千百年来，康巴儿女宁愿绕迂南行，沿“大路”翻越大相岭、飞越岭两座高山，也不去问津近在眼前的二郎山。

其实，二郎山上并不是没有路，只是那路仅是背夫们手足胼胝的结果，是骡马步行的“小路”，这路，不但官方视若危途，就是民间，不到万不得已，人们不会铤而走险。

宋太祖挥舞玉斧以沫水为界放弃边地，一代霸主的康熙遇水搭桥，留下了“泸定桥”，却不敢逢山开路，问津二郎山。康熙的后嗣果亲王来了，异域的风情，让风流倜傥的果亲王在打箭炉（康定）演绎了一曲流传至今的爱情故事，也写下了“万里遨游，西出炉关天尽头。”的边塞诗句，但对二郎山，果亲王只字未提。

蛮荒的二郎山太高，高到难以逾越的“万丈”，但要冲的二郎山又太重要了，重要到国家统一，地方发展和民族交融的地步。高耸的二郎山在庇佑康巴安宁的同时，也滞缓了康巴的进步。

“稳藏必先安康”，安康必先通畅！

“愚公移山，天堑变通途！”

对家门这道屏障，不仅是康巴儿女的日思夜盼，就是外来者，也是苦苦追求。

从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到西康屯垦使刘成勋，直至“西康王”的刘文辉，莫不如此。

遗憾的是，封建的清王朝有想法无办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只是劳民伤财。

十八军筑路二郎山

说起二郎山公路，不能不提到十八军54师162团。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没有亲自翻越二郎山，但并没有遗忘这长征途中的擦肩而过。建国之初，尽管百废待兴，毛泽东毅然发出进军西藏号令，并将重担交给了一同从井冈山走出的爱将。

从此张国华率领18军与二郎山，与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边进军，一边修路。”关于的故事，虛拟的网络和现实的生活中都流传很多、很广，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体就是，从1950年4月公路动工到1954年12月全线通车，在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军克服14座终年积雪的大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天路”，数千官兵因此长眠高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川藏公路平均每公里就有两名烈士牺牲。而18军下属的54师162团等单位，在修筑二郎山公路时，所付出的牺牲更大！平均每公里牺牲的烈士达七人。

2017年，我们实际造访了二郎山下的滥池子（今天全县两路乡），一个小地名叫打锣坪的地方，是当年162团的团部驻地。房东听说我们来意，主动带我们逐一察看了附近几处院落，并热情介绍说，这是团首长住房，那是警卫排住房，那又是通讯班住房。也就是在地方人士的推荐之下，我们有幸拜访了原著民柯昌盈，当年的柯昌盈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是乡武装工作队员，经常与筑路解放军打交道。半个多世纪过去，现今86岁的老人，已是年迈之躯，世事看淡，记忆衰退，可一提起当年的筑路故事时，老人家精神焕发、记忆犹新，啧啧不休的赞誉中，感慨的是当年筑路大军的艰苦卓越。时光仿佛一下回到了从前，历历在目的故事激越他手舞足蹈、溢于言表，声情并茂的讲述中，再现的是当年战天斗地的情景：冰天雪地中,不畏艰险的解放军腰缠绳索飞荡空中，于悬崖绝壁上抡镐飞锤、挥汗如雨，所发明的悬空冲天打炮眼绝技，当地人闻所未闻，令专家们惊叹不已。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远在北京的翟新莉女士。当年修筑二郞山公路时，翟女士的父亲翟寿亭时任162团政委，既是指挥者，也是亲历者。听过自我介绍，素未谋面、素昧平生的翟女士爽快答应，积极支持，不仅寄来《从豫皖苏到康藏高原》一书，还发来了父亲留下的一组珍贵照片。照片上，齐腰深的大雪让人不寒而栗，四面透风的工棚使人倍感觉艰辛。心怀敬仰的阅读中，一座座大山扑面而来，二郞山、折多山、雀儿山上，战天斗地的故事惊天地泣鬼神。

“分段包干”，“劳动竞赛”。热火朝天的场面感动了群众，也感染了时乐蒙、洛水等艺术家，孙蘸白一曲高亢激昂的《歌唱二郎山》就是从这里唱起，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不到二郎山的人领略不到二郎山的雄伟，没在二郎山摸爬滚打过的人领教不到二郎山的威严。

二郎山山势雄伟，悬崖绝壁随处可见，气候恶劣多变，岩石破碎，地质结构复杂，在这样的地方劈路，无疑是在和死神较劲。关键时刻，那怕是一只鸟的落栖，一只野兽的路过都会引发铺天盖地的山崩，有时还沉浸于沾沾自喜的侥幸中，身后突然响起闷雷般巨响，转身一瞧，上千米公路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乱石穿空、土崩瓦解。行走在这样的路上，防不胜防的飞石，那怕就是核桃大小，一样夺人性命。身临其景，你才感受得到大山的威严和大自然的不可侵犯，你才感到人类的渺小和无助，一种敬畏之心不得不油然而生。

高寒缺氧的折磨、诡谲恶劣的气候、土匪的骚扰，仅凭的是钢钎、大锤这些落后工具。二郞山一点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中的布尔雅，头戴布琼尼帽子，肩扛枕木的保尔·柯察金和他的战友们修铁路运木材，为城里居民输送温暖，解放军——中国的保尔们是为高原兄弟输送进步和光明。

至今在天全两路口村旁的树林中还伫立着十多座坟墓，墓碑上的名字清晰可见：王德全、孙学德、吴振斌、胡心志、孙忠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称呼：筑路烈士。其实，当年为修筑二郎山公路牺牲的烈士何止这点！据记载：当年修筑川藏公路，投入的人力达11万之众，牺牲的烈士两三千人，仅在二郎山牺牲的烈士就是好几百，或许，在公路两边沟沟坎坎之下、荒草丛中就有英灵长眠，不仅有官兵，有民工，还有当地老百姓。

十多年前，天全县在清明节搞过一次“魂归二郎山”公祭活动，为此，县里曾组织专人在网上发贴，寻找当年的筑路英雄和亲属，于是才迎来了孙忠珍烈士的弟弟孙世文——一位来自山东，年近古稀、生活拮据、衣衫破旧的老人，大家才目睹了老人在亲人坟头悲恸交加、老泪纵横的场面，也才聆听了只有见到至亲才有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恸哭，原来几十年来烈士的家人一直都在找寻，直到其双亲过世还念念不忘。孙世文老人回去时带了一捧二郎山的泥土，他说父亲临终时，紧紧拉着他的手，交待他一定要找到哥哥。

青山有幸葬忠骨，天路处处埋英灵！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条用血肉之躯筑成的天路，一条用信仰和激情辅成的天路，在这条路上，如果说泸定桥头的纪念馆是康巴儿女的缅怀敬仰，那二郎山无疑就是一座大自然的无字纪念碑。

天险二郎山

旧时的二郎山公路，上山60华里下山60华里，东起天全的滥池子（两路），西至泸定的甘谷地，中间要翻越近3000米的垭口。

直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人们要翻越二郎山，无疑还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冒险之旅，弯急、坡陡、路窄、高反，再加泥泞湿滑，尤其艰难的是上半山那段路，两道深深的车辙坑槽，车辆只能沿车辙上山，蜗牛般爬行，离开坑槽就意味着死亡，遇上错车谁都不愿冒险出槽，越“雷池”一步。车速要快快不起来，想慢慢不下去，拿驾驶员们的话说就是：上山把踩油门的脚蹬进了油箱，车子跑不快，下山那怕是刹车踩死，车子还是停不下，堵车成家常便饭，抛锚随时会有发生。

提起二郎山，人们无不腿脚抽筋、脊背发冷，二郞山的气候，一向以恶劣多变臭名昭著，二郞山的公路，历来以山地灾害多发声名远播。夏天，暴雨肆虐，滑坡、塌方、泥石流不断；冬天，大雪覆盖，路面结冰。稍有不慎便会车毁人亡、尸骨无收。

野性的二郎山就这样，在阳坡用一揽无余的深壑巨峡，不断挑战人的恐高极限，让人魂飞魄散，在阴坡又用诡异和迷惑鼓张血盆大口，处处设陷、步步惊心。

对二郎山路况，认识最深刻，感受最多的，莫过于长年生活和工作在山上的道班工人。2016年，笔者走访了天全县公路养护段的老职工，提起二郎山，临近退休、道班工人出身的老王师傅感慨万千：我的父亲当年就在二郎山上，是一名养路工人，打小我就耳濡目染，见识了山上的艰苦，说实话，我宁愿当农民，都不愿顶替父亲到山上，家里穷，不得已才上的山。那一年，我才十六岁，一来就分在二郎山海拔最高的木叶棚道班。冬天，大雪封山，湿冷入骨入髓，早上我经常被冻醒。起床后，毛巾冻成冰坨没法洗脸，一夜的狂风暴雪，大雪把门堵死不说，门框和门板还粘连在一起了，门都无法出。我费尽全力拉开门，雪墙坍塌，“轰”一声涌进屋来，把我深埋雪堆。山上的日子苦得没法说，长年就是土豆、地瓜这些搁得的薯类，有叶的蔬菜难得见一回，一遇断道有时甚至连吃的都没有。最受不了的是潮湿，成年累月里，衣服、被褥从来就没干过。最幸福的是，休息的时候搭车到阳坡的泸定山上去晒太阳。

二郎山的路具体多长？阳坡的泸定山我不太清楚，在天全境内的阴山面是31.8公里，共有弯道302处，急弯179处，除此而外，还有144处是常年浓雾笼罩、视线极差的路段。我们在山上，平时养路，为过往车辆保通，一旦发生车祸，就抢险救援，背尸、守车，啥都干过。生活苦是苦，值！为啥？国家给工人的待遇好、地位高呗！我参加工作就是四十二斤商品粮，山上还有每月六块钱的高寒补助，更重要的是受人尊重，那些过往车辆对我们很好，驾驶员经常主动停车，问我们走不走？带不带东西？有一年，我的父亲生病到雅安看医生，从医院出来，天已是傍晚，班车早已开走。我们父子俩蹲在公路边正愁如何回家，一辆成都来的长途客车主动停在我们面前，上车后，我们要买票，驾驶员对售票员说，别人要收钱，他们不收！其实我们不认识驾驶员，人家也只晓得我们是二郎山上的道班工人而已。

“车过二郎山，小命交给天。侥幸没翻车，也要吓三天。”

“过了老虎口，还有鬼招手！”

这是对二郞山公路的真实写照，诠释这歌谣的，不仅有沿途祭祈亡灵的经幡，还有那些横卧荒草沟涧的车辆残骸。

通车的二郎山不再是“天堑”，但依然是“天梯”，二郎山还是千里川藏线的“瓶颈”。多年的时间里，二郞山公路不得不实行交通管制。

因为有二郎山的险峻，不得不在山下设兵站，因为生命的渺小、脆弱、无助，催生了山两边滥池子、甘谷地的繁荣热闹。

（下转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