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珍草
文化遗传基因往往表达了一个民族心理层面的东西，往往与其文化根脉息息相关。被称为“康定七箭”的甘孜藏族作家意西泽仁、列美平措、格绒追美、达真、高旭帆、尹向东、雍措，几乎都是康巴这片热土出生成长的人，都与甘孜这片土地有关。无论是地理的，文化的，还是文学的，“康定七箭”通过对本土文化、地方性知识、乡土地理等民族志式地观察体悟与书写，捕捉到的不仅是题材资源和文化养分，渗透于作品字里行间的乡土观念与家园意识，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原初温情的守护。由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禁忌习俗、民间信仰等所承载的部族更为久远的文化遗传基因及其文化心理，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仅是个体性的，更是群体性的。他们虽然以汉语表述，但表达习惯和叙事语境却是藏语式的，深涵康巴文化意蕴。康区特殊的地理空间、文化传承与他们的文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疏离，他们的文学创作表达了更为开阔视野中对生活及生命本相的体悟。
贰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民俗禁忌都曾经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汉文化经典中的《周易》最早就是讲占卜的。占卜也是早期藏族人认识世界、了解世界、预测事物发展方向的重要手段或方法。青藏高原民间至今仍传承和使用着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的占卜术。从事占卜者，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宗教职业者，如格鲁派的僧人、宁玛派的咒师，还有生活在民间的占卜师或苯教巫师。占卜重在观察事物的前期预兆，预测吉凶祸福与成败得失。笔者在康巴地区的田野调查中得知，从古至今，占卜术形式多样、纷繁复杂却自成一体。康巴地区生活中较常见的占卜术是：“六字真言”卜、线卜、念珠卜、梦卜、骰子卜、石子卜、圆光卜、鸟卜、箭卜、鼓卜、指卜、签卜、绳卜、骨卜……还有与他民族占卜文化相类似的相人术、占音术、占脉术等等。比如梦卜。在藏族民间文化中，有关梦的资料极为丰富。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中记载最多的就是种种梦兆。藏族民间至今依然十分重视梦对人的各种启示作用，仍然将梦作为一种预兆。有关梦卜方面的文献如布顿大师的亲传弟子仁钦南杰所著《梦观察法》和隆多喇嘛所著《各种梦兆观察法》等。苯教对梦有着独特的揭示和认知，传承有序，自成体系，已形成影响深远的苯教梦文化。现代社会，藏族民众对梦兆的解析，主要还是依赖民间宗教社团，以及苯教巫师或民间个体宗教职业者如“哈瓦”或“苯苯子”等，巫师、喇嘛对梦的阐释分析，人们往往深信不疑，非常虔诚。
在“康定七箭”的作品中，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梦兆往往成为预示或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
格绒追美《隐蔽的脸》“喇嘛的梦”一节中，雅格老喇嘛梦见自己在跳舞，袈裟像风一样裹卷起身子，梦中，他看见自己腾空飞了起来，看见一个魔女变成一条龙似的怪物，和他对打，他也迅速变形成为一只硕大无比的鲲鹏，那魔女又变成一只花猫……“总是噩梦不断，像是要发生什么大事。比如，定曲河出现了断流，大地干枯燥热，如同一只火炉；雅格家向东的那面墙轰然倒塌，而宛绒村里更出现了一股股黑色的风，整个村庄像是罩在了黑暗里，不见天日，等等。而那只灵异的狐狸夜夜哀嚎，每每将他从梦中唤醒。他翻卜辞书，自己也卦算，而且还做了许多相应的法事，然而，却不见任何起色。他终于明白: 天意如此。厄运已经虎视眈眈地来到了村庄。”雅格老喇嘛这些混乱不堪的梦预示雅格家的劫难之轮开始启动了。小说还有多处章节写各种梦兆，如“预言”“梦魇”“活佛疯了”等等。无论是叙述手法，还是谋篇布局，作者大量采用与梦兆有关的虚构性写作，使小说充满了奇谲、迷离、虚幻的神秘色彩，常常埋伏着多重隐喻或转喻，弥漫着神秘而诡异的色彩，为读者的阅读增加无限的想象。“在雪域，到处都是捕梦之人、描画梦相之人。一些修行者还执著于法力在梦境中修炼，被称梦瑜伽……”文本在对这些梦的描述中，让读者除了感受藏民族宗教意味浓厚的诗性思维和文化心理外，其中似乎也隐含着人生如梦、万法皆空的深层文化意蕴，思考人的命运在何种程度上具有何种宽广的可能性，人作为个体或群体，在时间、空间、宇宙中的命运。
叁
笔者始终认为，文化的传承蕴含两个系统：一个是官方的、经典的、书面的系统；一个是民间的、通俗的、口传的系统。前者来自于文献，居于中心、主流的地位，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文明程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支柱。而后者来自于田野，处在边缘的、非主流的位置，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活力、信仰和生存智慧，是一个民族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体现。前者是文化精英的个性化写作，呈现出清晰的理性；后者则是普通底层民众的集体智慧，依赖于丰沛的感性。前者是民族精神的主导因素，后者以集体无意识状态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处。前者庄严大气，充满了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后者生机勃勃，处于“活态”流动之中。在文化发展史上，这两个传承系统一直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消解、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状态中，都是文化整体性的体现。只有厘清本民族文化内部不同传承系统的关系，或许才能真正看清本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及其传承脉络。而重视文化遗传基因，是如何作为文本系统、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来表达文学性、价值观、信仰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其实也是“全球化语境”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步展开和相辅相成。
在藏族当代文学中，作为底层成分的民间文化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格言谚语，以及信仰禁忌、巫术民俗等，一直以来都是作家创作的重要资源和书面文学的源头活水。相对于书面传统或正史，活跃在民间的口头传统、民俗禁忌，历史则更为漫长，足迹更为久远，这些“遗产基因”早已绵密入微地化入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对民族文学文化发展，产生着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如杨义先生所言：“正史以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来过滤材料，那些没有获得话语权的东西，就留在了民间，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它们一直在民间生长着，对整个民族文化的生成、发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民间文化是相对于官方文化的传承系统，在文学上更是一种表达方式。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二》有言：“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藏族口头传承有自己独特的修辞构成方式、意义表达方式和传播及接受方式。雍仲苯教创始人敦巴·辛饶弥沃齐生活的时代，已形成了以口传为形式的三种教法：“仲”“德乌”“苯”。古典长篇小说《勋努达美》以及“八大藏戏”等都采用了“说”“唱”结合、散文和韵文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尽管在我国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中，藏族文学具有漫长的书面文学史，但藏族名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贤者喜宴》的很多书面章节如猕猴繁衍人类、文成公主的故事、修建大昭寺的传说等，都是根据民间口头传说进行的艺术再加工。《米拉日巴道歌》也是在藏族民歌基础上创作而成。其他如《萨迦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被认为最富文采的文字优美之作正是因为渗入了民间文化、口头说唱以及初民式的生动表达，才得以传承至今。
“康定七箭”的汉语创作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他们的作品语言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简洁、质朴，呈现出一种简单化风格和“若愚”状态。文本表达整体上趋于直觉化和形象化，语言结构也呈现简化趋势。对于有些几乎只能用藏语才能表达的语境，作者努力不让汉语淹没于藏族人母语的口吻语气，尽可能地将母语直译为汉语，保持藏文化意味不被消减，希望在另一种语言中仍能奇妙地转换并准确地表达。康区民间流传的雄狮大王格萨尔王的传奇故事、青稞和牦牛的故事、猴和鸟的故事、阿古顿巴的故事……等等。这些积淀深厚、生机勃勃、细水长流的口头传说，闪耀着民间文化的灵光和智慧，成为“康定七箭”作家书面文本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
以歌唱或吟咏进行叙事或传情表意是藏族文学的传统特征之一。当代藏族作家“康定七箭”的叙事文本自然大量运用民间歌谣和传说，这些歌谣和传说既承担着叙事功能，又充满了抒情色彩，与藏文学“说”“唱”结合的传播方式一脉相承。格绒追美《隐蔽的脸》中有首民谣说唱：
最初斯巴形成时，阳山坡上长白竹，
白竹顶上白鸠落，白鸠送来大米种；
最初斯巴形成时，阴山坡上长青竹，
青竹顶上青鸠落，青鸠送来青稞种；
最初斯巴形成时，山坳中间长红竹，
红竹顶上红鸠落，红鸠送来红麦种。
这是藏族先民最早关于世界、天地山川、自然万物是如何形成的一组古老的问答歌《斯巴宰牛歌》，又称《斯巴形成歌》。歌中的斑鸠、大米、红麦、青竹，非常符合康巴藏区的气候自然环境。关于天地山川的形成，古歌还有另外一组著名的《斯巴宰牛歌》：“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天地分？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阴阳分？…… 答兼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有什么？最初天地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顶上有什么？……”还有一组问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答：斯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高处，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在山阴，所以森林浓郁郁；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平处，所以大地平坦坦。”另有异文问答歌：“割下牛尾放路上，所以道路弯曲曲。” 我们从后期的斯巴形成歌中，已经感受到，古歌中的“斯巴”已经不再是指“世界”或“宇宙”，而是康区民间生活中经常可见到的一个有力量的壮硕的草原牧民形象，简单而朴实的民间生活场景扑面而来。有的记载已将“斯巴”意译为“世故老汉”，歌中同样充满了牧民的日常生活气息。“天上不下金雨，地上怎么长出银猫？头人、活佛不厉害，人头怎能如割草。”“老虎落在草原上，绵羊磨开了牙齿；活佛侄子当了匪，头人的狐皮帽哪里放？”
太阳就在头顶
姑娘就在眼前
我的身体暖和了
我的心也烫起来。
这些口语化的民间歌谣，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大大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作品中也发挥着塑造人物，抒发情感，表达故事主题，推动情节发展的多维立体叙事功能。“康定七箭”的文本创作，无论是小说、诗歌或文化随笔，都深受地方性民间故事歌谣的滋养和影响。他们把民歌称之为“关乎灵魂的歌唱”“是难以释怀的生命经历”“与命运之感与心灵的隐痛息息相关”。传承千年的口头文学，不管是历史传说或者其他经典篇章，都往往以韵律优美、适合说唱的诗歌语言来叙事，或机智，或幽默，或忧伤，这种轻松幽默不乏智慧的民间表达手法，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巧思灵感，并无数次被作家拿来运用，使书面文本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心理刻画和艺术感染力都更加贴近民族文化的源头，叙事也更有张力，具有文本创作的普遍性和文学性。藏族文学中往往善用比喻，这种比喻的主要形象和喻体，大多来自藏族人平常生活语境中，来自地理自然、山川河流和动植物形象，比如藏族人常常形象地把森林草原看作人的身体，把矿藏称为人体的内脏，把江河湖海比做人体的血管。所以，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他们文本的叙事、语言和说理中，常常使用一些形象生动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这种比喻，简单随意，质朴天成，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生活的原初状态和直接感受，同时透出了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气息。
藏族当代作家的创作叙事形态，一直表现出一种带有明显的民族自传性质和深刻的本土文化印记，还有民族志诗学的“细描”。呈现出民族性与现代性，个人感知与族群记忆，“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交织的叙事风格。特定的文化遗产基因，蕴含了一定社会部族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看似原始简单朴素，甚至荒谬魔幻，却饱含复杂丰富的文学传承表述。充满敬畏、虔诚、禁忌，自然灵性、奇异想象的原始思维与初民意识以及直抵内心的口头歌谣，正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康定七箭”置身于多种文化之间，在视野上更为敏锐，更善于表达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沉潜，更能发掘自身文化和民族的独特性与优缺点。作品表现出浓厚的乡土情结、民间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烙印。他们的社会人生，理解表达，都与他们在“小传统”中，接触的传统形态与遗传基因密不可分。民间文化一代又一代的有序传承，虽然经过无数次的加工创造，虽然经不起历史或文献的考证，但其中的情感、思维、心理是真实的。“康定七箭”正是凭借对康巴文化遗产基因的关注与体悟，使他们捕捉到了历史潜行的踪迹和部族更为久远的文化心理。在这个层面上，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历史永远只是外壳，是生活表层不断流淌的东西，生生不息的是那些生活的潜流——活态流动中的生命本相。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