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六版）

变化，源于我们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重要方针指引。

让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这，就是脱贫攻坚始终不渝的目标，也是贫困户退出的标准。

收入，是最直观、最容易辨识的判断标准。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采用收入划线的方式，确定脱贫目标实现与否。

1986年，我国第一次制定国家扶贫标准，为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06元。

2020年，贫困线提升到4000元。按照购买力评价，这一标准，略高于世界银行用来衡量绝对贫困的收入标准。

这一标准，既出于对国情和当前发展阶段的深入认知，也出于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基本需求的切实考量。

“工资计件，一天能挣150元左右。”乐山市马边县雪口山镇黎明村扶贫制衣工厂一楼车间里，26岁的吉石罗布，和工友熟练地操作着高速切布机。

这是对口帮扶马边县的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在黎明村2组援建的越马服装厂。厂长胡文强说，厂房加设备总投资650万余元，可年产T恤200多万件，创造就业岗位85个，员工招聘重点保障困难群众。

“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张春梅一家，曾是村里的贫困户。过去，他们住在山上的土坯房里。现在，搬进楼房，她在新家附近的越马服装厂找到工作，还可以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在扶贫战线奋斗30余载的四川省扶贫开发局二级巡视员杨邦华说，过去，脱贫与否只看收入和粮食产量，现在既看收入又看保障，还把与民生密不可分的教育、卫生、住房等因素也考虑进来。

40多岁的阿于伍尼，从前住在喜德县偏远高山上。木块一搭就是房，到县城要走好几天。“吃都吃不饱，哪还有心思搞卫生”。如今，他在北京工地上做钢筋工，每月挣七八千元。去年，两口子用攒下的10多万元，对新房再装修，沙发、茶几、壁柜焕然一新。

“两不愁三保障”，是基本生活需要，也是脱贫标准硬杠杠。

“确定没错？”拿着自己的住院缴费单，巴中市恩阳区上八庙镇玉皇观村四组村民杨泽先有些不敢相信。因突发冠心病、心房颤动和肺气肿，杨泽先在当地人民医院病床上躺了好几天。出院结算时，医生告诉他，总治疗费用5070.86元，结合医保和扶贫政策，他个人仅需支付390.32元。

减轻医疗负担，这是“医疗有保障”的要求；自己负担一部分，则是“不搞特殊化”的原则。

让贫困群众都能看得起病、方便看病、看得好病，四川结合实际，先后制定建档立卡贫困户住院全额报销、建立家庭医生巡查制度、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健康扶贫措施，让贫困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两不愁三保障”，也是一把标尺，衡量脱贫攻坚的成效。

衡量住房。曾经的大小凉山彝区，缺衣少食、人畜共居。和他们一起，全省136万贫困群众易地搬迁，62.2万贫困群众农村危房全部改造，295.9万群众喝上“干净水”。

百万贫困群众从低矮破旧的土坯房、茅草房搬进通电通水、安全敞亮的新居，用上冲水厕所和家用电器。

衡量出行。爱心人士林强，20多次进入布拖县阿布洛哈村，与过去爬悬崖、过溜索不同，最近一次是乘车进入的。

曾经，四川许多偏远山村不通公路，绵延的大山阻碍了群众出行。溜索改桥项目全面完工后，10多万群众告别溜索出行的历史。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1万多公里，基本实现乡乡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

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都通客车，快递网点基本实现全覆盖。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坐公交、收快递。

四川还建起一批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即使在最偏远的乡村，群众也能用电灯、电视，还能玩手机上互联网。

衡量廉洁。“钱真要回来了。”广元市昭化区王家镇金峨村村民杨发（化名），拿到退还的133元钱。原来，村上的干部在办理易地扶贫搬迁时，没有使用国家划拨的资料费用，反而向村民违规收钱。广元市纪委制作6万余张扶贫精准监督“廉心卡”，半年追回资金200余万元。

贫困量大、面宽、程度深，这是四川脱贫攻坚的省情。但越是任重，越要认清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道路越是艰险，越要审时度势，看清自身短板与不足。

中央刻下“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尺母本”，四川据此锻造了适合地方实际的新标尺。

让标尺更实。2014年5月，四川正式启动精准扶贫工作。把识别权交给群众，让村民自己当“裁判员”。

巴中方山坪村摸索出“十步工作法”：村社开会轮番发动；入户摸底确定规模；及时告知整家外出村民积极申请等。

让标尺更细。“两不愁三保障”具体如何评判？四川将贫困户“一超六有”、贫困村“一低五有”、贫困县“一低三有”，统一于脱贫攻坚目标标准之下，构筑起目标的子体系。

让民族政策与扶贫政策无缝衔接，甘孜、阿坝、凉山在确保义务教育的前提下，还“管”前三年（幼儿园等）“管”后三年（高中三年）。

让标尺更宽。“以前用水，必须到几百米外的水塘里挑。”吃水难的记忆，烙在凉山州昭觉县特口甲谷乡特口甲谷村村民勒尔曲洛的脑海里。当地请施工队，安装引水管道，埋进70厘米深的泥土中，保证不被冻坏。

水来了！水长流！四川把安全饮水有保障列为脱贫标准要义之一，保障群众最基本的需求。

让标准更活。在凉山州美姑县典补乡莫吉村，庄稼地周围新增了很多空砖房，砖房只有一层，两两相对，中间留有过道。这是当地为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修建的生产性过渡设施用房，全县共有3447间这样的过渡设施用房。

一把尺子量到底，四川脱贫攻坚，不养懒汉。教方法不交现金，送岗位不送职位。让村村办农民夜校，贫困县建起现代农业园区、发展了集体经济。粤菜师傅培训班开到安置点，大城市的岗位送到村民手中。

一把尺子帮到底。四川深知，发展要带动不要代替，要壮大内生动力，更要建立起防返贫的长效机制。

在梓潼县许州镇栏杆养殖专业合作社，3栋拥有水帘、地暖、自动投料机等现代化设施的扶贫代养场，从诞生伊始就为合作社注入活力。前不久，栏杆养殖专业合作社出槽3000余头代养生猪，预计将从龙头企业获得50余万元代养费。

携手奔康，梓潼县探索出一条“政府+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合作社+农场主+贫困户”、凝聚各方合力兴办扶贫代养场的“1+5”生态循环产业扶贫路径。贫困户能轻轻松松贷到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发展生猪代养等产业，不担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就能实现分红。

这样的故事，不断在巴蜀大地上演。坚持“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攻坚目标不动摇，拒绝“急躁症”“拖延症”。

坚持“两不愁三保障”现行扶贫标准不动摇，确保脱贫高质量和成果可持续性。

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保障要求不动摇，构筑起稳定的脱贫机制。

（五）鏖战深贫

定好了要去一趟西昌，昭觉县阿土列尔村村民陈吉吉却睡足了瞌睡——不仅家门口有班车站点，他自己还买了一辆面包车，去西昌要不了多长时间。

“开汽车”，是陈吉吉6岁时第一次从“悬崖村”下山外出就有的梦想。

但身边的人都劝他“别当真”。这哪是路啊！从山顶到山底，沿途是800米落差的悬崖，和十几条断断续续的藤梯。哪怕是年轻小伙，爬完全程也要两个小时。想去西昌城区，只能趁着月色动身。

这是真穷啊！把菜地也算上，全村人均只有一亩多坡地。哪怕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家家的餐桌上也难见几次荤腥。

去年5月，冲着祖宅深鞠一躬后，陈吉吉全家搬到离昭觉县城咫尺之遥的沐恩邸社区。接着，陈吉吉学了开挖掘机的手艺，月薪过万。

8年鏖战，沧海桑田，蜕变的不只是“悬崖村”。论规模，2013年，45个深度贫困县共有贫困群众118.5万人，占全省总量五分之一；论程度，2013年，深度贫困县贫困群众收入不足1700元，仅为当年全省贫困户平均水平的六成。

念兹在兹，唯此为大。“采取有力举措，付出超常努力，坚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面对45个深度贫困县组成的“战场”，2017年12月，四川吹响冲锋的号角。

特殊的“战场”，需要超常的举措。超常，需要尽锐出战——早在8年前，1260名干部就接到一项任务：援助涉藏地区！

凡当年安排扶贫项目或重点民生工程的贫困村要全部安排驻村工作组——一纸令下，10.7万扶贫干部冲向偏远山村。

2018年6月，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后攻坚时刻。四川再传号令：以前所未有之帮扶力量，驰援大凉山。

“背水一战，为凉山州脱贫攻坚和彝区群众致富奔康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接过扶贫工作队队旗，队长代表陈松柏攥紧双手，肃立起誓——在他身后，5700多名扶贫干部，蓄势待发。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很多“娃娃兵”。90后王皓第一次到宜宾市珙县洛表镇顺景村任驻村第一书记时，着实被村民笑了一通：这样一个没吃过什么苦头的娃娃，不要说干农村工作了，可能连农村都难得来一两次。王皓以真帮实干打动当地人，赢得众口称赞。

也有“老将军”。泸州市龙马潭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邹才巨担任凉山州普格县综合帮扶队队员时，已61岁，是四川5700多名帮扶干部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当地人称“老姜军”——帮扶法子如老姜般“辣”。

还有“父子兵”。2016年6月19日，与儿子王文川相聚在丹巴“甲居成华环线”上时，耄耋老人王有礼不会想到，自己60多年前随部队进入丹巴县平叛，因病提前终止的军旅生涯，会被儿子以代表成都成华区住建局援助丹巴的形式“接上”。当天，他给即将援助期满的儿子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留下来，把丹巴建得再美一点，为我了却遗憾。”

还有“夫妻档”。陈桂蓉从眉山市青神县公安局派驻到河坝子镇杨店村任第一书记时，丈夫高强也从县农牧局转战到白果乡白云村任第一书记，两口子短暂的相聚常常变为争得面红耳赤的“工作会”。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山村会有什么新变化？这个问题，雷波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临聘技术员聂帅现在已无法回答。2016年9月5日，他长眠在前往雷波县长河乡指导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安全住房建设的路上。

那一年，他才23岁。山河呜咽，草木含悲。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今天，我们将永远铭记，150位将自己生命定格在扶贫战场的扶贫人员。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或许稚嫩，但他们用青春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如简阳市石钟镇民强村90后驻村第一书记梁琳所言，“我过来是做服务工作的，并不是什么管理者。第一书记也是服务员，是村里的服务员。”

或许笨拙，但他们用真心为人民谋幸福。37岁便一头白发的甘孜州理塘县汉戈村第一书记文雪松说，“虽然没做过电商，更没带过货，高原村民这些产品，鼓捣鼓捣，万一成了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于这一代人，带领老百姓摆脱绝对贫困、致富奔康就是时代赋予的重任。

超常，还要精准施策——脱贫攻坚的标准不能降低也不能拔高，但深度贫困地区仍要“快跑”。

快跑，借着高含“金”量政策才有加速度。2018年，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精准施策综合帮扶凉山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从产业和就业、教育事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等12个方面提出34条政策措施，精准支持凉山脱贫攻坚。2018年至2020年，仅新增帮扶资金就达200亿元以上。

不撒“胡椒面”。2019年6月11日，金阳县马依足乡迷科村的洋芋全部运出大山，村里的贫困户每家至少赚2万元。金阳县马依足乡党委第一副书记郑伟躲开了人群，到山坡上给县财政局打电话：感谢扶贫款！对方的回复是，这是只属于贫困村的“甜点”。

迷科洋芋，是迷科村的特产，营养足、口感好，理论上是当地最好的致富产业。2017年底，郑伟第一次发动大伙种洋芋，就有人撇嘴：没有加工厂就没有分选、没有包装，也没有“卖相”和“身价”。

2018年，郑伟等来了“政策红包”：不仅开了建设用地“绿灯”，还给了上百万配套资金。最终，一座年加工上千吨鲜活农产品的厂房，村民们自发组织，只耗时两个月全部竣工。

2020年11月17日，注定被铭记。这一天，凉山贫困县“清零”，当地“愚公”完成了“移山”壮举，困扰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消除。

还是那片土，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还是那些人，但命运就此改变、梦想就此实现！

（六）内生动力

还是本地树种结出来的苹果，但凉山越西县大瑞镇林沟村村民吉木阿者木却尝到不同的味道——更甜、更脆，也更值钱。

2018年秋天，林沟村来了一群人。他们带着皮尺、测量干，开着挖掘机。几天后，吉木阿者木才明白，他们是来种苹果的。

“种苹果能发财？”吉木阿者木的发问并非无根据：当地从唐朝就开始种苹果，1000多年过去，人还是那样穷。

“种苹果能发财！”挖树坑的人斩钉截铁：“这一次，我们种苹果的方式不一样。”

第二年，林沟村外，果园里沟渠密布、用上5G、投用水肥一体化和已经上手的“土秀才”，让传承了上千年的越西苹果重振雄风。仅林沟村这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当地就投资7000万元，丰产后年产值10亿元，可持续带动5000余户增收。

8年来，巴蜀大地上，变输血为造血的事例俯拾皆是。投入含“金”量史无前例。2015年，四川出台10大扶贫专项方案，整合资金超1400亿元。2017年，借助22个专项扶贫年度方案，四川又端出上千亿元投资“大餐”。2018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出炉，再次制定财税、金融等支持政策。

那么，为何还要“造血”？一条教训：必须杜绝养懒汉。“连油瓶倒了都不扶！”秦巴山区，通江县诺水河镇天井坝村，提到村民谢兴周的过去，所有人直摇头。

“劲头没用对地方。为了吃救济粮、拿慰问款，我没少跟村干部吵架。”谢兴周羞得脸通红：吃了几十年救济，自家还是穷得家徒四壁。

一条经验：不能只授人以鱼。“养一次失败一次，亏本一回。”隆昌市迎祥镇水龙村，贫困户黄友良以前是远近闻名的“半桶水”。2006年起，他就用扶贫款建圈舍发展养鸡业，却从没赚过钱。“该喂什么饲料、打什么疫苗，都不懂。”黄友良不识字，也看不懂养殖手册，过去养鸡全凭经验来。

一项总结：稳定脱贫要有长效机制。“一夜回到解放前！”2018年3月，入户调查时，达州通川区尚寺村的村干部们很是焦虑：一场大病，原本已摘帽的冯子国一家再次笼罩在返贫阴影下。

冯子国一家返贫的苗头，藏在收入结构中，也藏在挣钱的人身上：几年前，靠着乡镇帮忙，没文化也没技术的冯子国和儿子才勉强找到打零工的路子。冯子国病倒后，这份本就不稳定的工作，也出现危机。

那么，如何把输血变成造血？或者说，到底怎么变？一个前提：观念要跟上。“脱贫还得靠自己。”2016年，一片不解声中，马边县双河村，瘸着一条腿的周贤富签下28亩荒坡流转合同。

20多年前，一场事故让周贤富落下终身残疾，他成了村里的低保户。

有了低保为啥还要种茶叶？“别人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此后两年时间，周贤富把荒坡变成茶园和中药材种植基地，被评为首届“四川脱贫榜样”。

断掉“等、靠、要”的方法，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在找。南江黄羊，肉质口感绝佳，人称“亚洲第一羊”，身价一直居高不下。过去，南江黄羊并没成为秦巴山区脱贫奔康的“领头羊”。

地方政府也有苦衷：头天把羊羔发给贫困户养，转天过来，多半只剩下一张羊皮。这羊，是发多少，贫困户就吃多少。

还是从奖惩机制入手。“有借有还，才能再借不难。”2016年，在地方政府的见证下，吃“借羊还羊”模式“螃蟹”的贫困户贾培中，与一家企业达成协议，在“借羊还羊”合同上按下手印。按照约定，老贾借的这21只羊，3年内必须以实物形式还清。

把“送”变成“借”，南江闯出国际高度赞誉的新模式。2019年，南江“借羊还羊”入选全球减贫优秀案例。

一条共识：手脚要勤快。“致富还是靠实干。”还是通江县诺水河镇，2016年，银耳种植户们和驻村干部纷纷签下脱贫攻坚承诺书，立下重誓：保证真抓实干。

吼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有了承诺书，谢兴周不再闹着吃救济粮、拿慰问款，认真学起银耳种植技术。如今，仅靠10亩银耳，他家的年收入就超过20万元。

人勤地不懒。至2019年底，全省88个贫困县已新建和改造提升农业产业基地660万亩，建成现代农业园区250个。目前，彝区马铃薯、荞麦等特色杂粮，涉藏地区的牦牛、藏系绵羊等优质畜牧，以及长江上游柑橘、龙门山脉猕猴桃、乌蒙山区川南优势早茶等产业集群已基本成势。

一个窍门：技多不压身。七旬老汉要成立养猪合作社了！2016年6月，蓬安县柏树村，郑邦加成立养猪专业合作社的消息，轰动邻近村组。

轰动之余，大伙还等着看笑话：郑老汉养了半辈子猪，没能弄出个名堂。因为，郑老汉不懂养殖技术，要么育肥太慢，要么干脆养不活。

郑老汉这回请来“帮手”——省农业农村厅畜牧总站的帮扶干部。从选址到配料，从选仔猪到出栏，帮扶干部们一遍又一遍地讲给郑老汉听。

有了这支“后援队”，两年下来，郑老汉已成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和“猪专家”。而黄友良也得到了驻村工作组的技术帮扶，做大了养殖业。

一技在手，才能走遍天下不愁。有了技术，贫困户们看到更广的未来。

自打在县城技能培训班学会开塔吊，金阳县马依足村村民白打博出门打工就再也“不求人”。每次过年返乡，还没等他到家，就有用人单位发出高薪邀请。

过去，为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他没少下苦力气。但就算累得直不起腰，他还是没能攒下买一辆摩托车的钱。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大地上郑老汉和白打博的故事比比皆是。“十三五”期间，全省向11501个贫困村派出12424名农技员，每年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0万人次。去年，全川上百万贫困人口靠着学来的技术，在用人单位找到新饭碗。

一种探索：机制要灵活。“分红啦！”2020年2月10日，新年到来前，兴文县大同村贫困户王宜祥从村里的肉牛养殖专合社领到两万元分红。

贫困户变股东的故事，开始于2015年。当年，兴文县决定将大同村的200万元省财政资产收益扶贫试点资金，以股权量化方式入股由村里组建的连天山生态肉牛养殖专合社。从此，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王宜祥，每年都能拿到保底收益和分红。

不仅要变成股东，还要分享更多发展红利。2017年11月，南部县中和井村成立全省首家造林专业合作社，23名股东中有21名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者占股只有四成。但成立第一天，合作社便明确：合作社收益的六成，要分给贫困户股东。

这个约定怎么执行？从一开始，合作社的账户就处于当地财政部门监管之下。每接一笔业务，驻村干部都要参与接洽。事后，还要把收支、分红等明细张榜公布。

改机制、变模式，让贫困户分得更多、更稳定的产业发展蛋糕，四川一直“在路上”。2016年至2020年，全省龙头企业、专合社长期稳定带动辐射的贫困户达61万余户。

8年来，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四川走出一条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用人民群众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之路。

处处产业兴旺，村活民富。8年来，坚持出重拳与出长拳相结合，四川始终把发展产业当做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和根本出路，兼顾群众受益和持续稳定，走出一条既谋当下、更谋长远的全面小康之路。

（下转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