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五版）

“好久不见了，当年我们可是无数次并肩作战，甚至还相互托付了生命！”战友相见，深情难掩，蒋海泉和周文富的一席对话质朴而感人。

蒋海泉和周文富都是康定人，二人相隔一年加入藏民团。后来，二人都是侦察排7连9班的战士。期间，蒋海泉是副班长，周文富是卫生员。

加入藏民团不久，蒋海泉就代表甘孜州参加全省大比武，并获了奖，奖章到现在依旧保存完好。1965年，蒋海泉担任了侦察排的副班长，并遇上了学成归来的周文富。那时候，侦察排共有12人，配置的装备很齐全，包括马、马刀、冲锋枪、医用物资等。

“酒精、纱布、止痛药是最基本的，要是这些都用完了，还有急救包备用。” 周文富告诉记者，当时部队总是第一时间考虑侦察班的医用物资。如今，周文富家中还保存有一个当年的急救包。对他来说，这个急救包是自己精忠报国的见证，更是承载藏民团热血印记的一份珍贵史料。

那时候，蒋海泉和周文富的作战地集中在道孚县，其中该县各卡乡的土匪一度令大家头疼。为剿灭土匪，战士们终日忙侦察，白天不敢生火做饭、感冒不敢咳嗽、受伤不敢呻吟，作战要求十分严格。正如蒋海泉所说：“为了不让土匪听到咳嗽声，战士们挖了很多小洞，实在忍不住时，就对着小洞轻声咳嗽。有时候为避免耽误工作，很多战士受了伤也硬撑着。”

说起共同的剿匪记忆，蒋海泉和周文富不约而同说起了两件事。

有次连队在侦察时，一名新兵看到一片浅林里有人，为兼顾剿匪和避免误伤老百姓，这名新兵拿着手枪近距离查探情况，不曾想，刚好着了土匪的道。这些人边跑边开枪，打伤了这名新兵，彼时，蒋海泉和其余战友正在营地校枪。虽在枪响后第一时间赶来，将土匪堵在一垭口处，可因土匪熟悉地形，还是逃掉了。好在后来蒋海泉和战友们一鼓作气，才将这帮土匪消灭掉。

另一件事则是冬日玉科剿匪。玉科位于道孚县东北部，最高点海拔达4500米。因正值寒冬，蒋海泉和战友们带上一周的干粮，4个手榴弹，200发子弹和5个弹夹，集体蹲守在玉科雪山剿匪。为了不被土匪发现踪迹，战士们半匍匐前进，到达山顶时，双腿全被冻伤。

“熬到天黑时，大家用柏枝生火取暖，因为太冷，双腿直接放进火堆烤都没知觉，现在想来都很心酸。”周文富介绍说，为了帮战士们缓解伤痛，他直接用剪刀剪开了一条条裤腿，如今每每看到或说起剪刀，他脑海中总会浮现当年的景象。

老兵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永远跟党走，永远做一名退役不退志，退休不褪色的党员。”作为有着56年党龄的原藏民团老兵兰木加对党恩国情有着自己的理解。

兰木加表示，很庆幸人生中尽了公民服兵役的义务。在20多年的部队生涯中，每一次和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都给自己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兰木加还曾有幸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那是在1966年10月，他作为康定军分区唯一的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我是沧海的一滴水，要是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我将一事无成。”兰木加郑重说道。

相较于老兵，1978年入伍的伍金多吉算是“年轻人”。伍金多吉是乡城人，退休后多数时间都在外地，为再度见到前辈和战友，他专门从外地赶了回来。“我稍微年轻点，应该时刻关照老同志。” 伍金多吉说，自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助人为乐和勇于奉献就在内心深处扎根。

虽没参加过剿匪，伍金多吉却是“康定95洪灾”中的逆行者。“那年我35岁，每天抗洪救灾，眼睁睁看着房子被冲垮、家电被冲走，心里很是难过。”伍金多吉说，当时洪水齐腰，战士们连续一个多星期抗洪，手脚都被泡烂了。因为这次救灾，伍金多吉被评为抗洪救灾优秀个人。

“现在康定变化很大，住房、通讯、交通等设施都很好，大家精神世界也变得丰富多彩，作为共产党员，能在有生之年见证并享受这些变化，我感到非常满足。”伍金多吉告诉记者。

受哥哥影响，青年时，格桑多吉将当兵作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后来成了藏民团的一员后，格桑多吉又将人生目标定为“让子女当兵”，如今，他不仅实现了目标，还总结出了属于自家的独有的军人精神。格桑多吉表示，每次召开家庭会议时，自己都会教育后辈忆苦思甜。

格桑多吉认为，有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要加倍珍惜。回忆13年前去法国、德国、意大利参观学习，格桑多吉坚信当一名中国人是最大的福气，有生之年，必当尽职尽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献一份力。

聆听着老兵们的故事，感动、震撼和敬佩一并袭来。重溯藏民团的历史，我们相信，还有独一无二的故事等待着被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