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俊华
三、鱼通人与贵川部落
目前,研究过鱼通历史的学者,大多主张鱼通人源自唐代的贵川部落。但对于贵川部落是鱼通地区的土著还是外来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
最早提出鱼通人源自贵川部落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藏学家任乃强先生。他认为,唐时,鱼通为贵林羁縻州,属下贵川部。查贵林州为唐、宋两朝设置的羁縻州之一,由黎州都督府管辖。汉文史籍中对该州地望无记载,按任先生考证,其地在今鱼通人生活的鱼通河(即大渡河)一带。如果任先生考证属实,那么鱼通人至少在唐代已生活在鱼通地区了,后与吐蕃融合,成为藏族之一部。
吴吉远先生与任乃强先生的观点基本相同。但他认为内附之贵川部落有两部,一部在“康定盆地”(即康定),一部在大渡河畔之鱼通地区。“康定盆地”一部藏化较早,而鱼通一部因地理封闭,传统文化保存较为完整,故被藏族称为“鱼通”(“缠头帕的人”),成为了今鱼通部落的祖先。
郭声波先生也认为鱼通人是贵川部落的后代。但是,他关于贵川部落的认识与任乃强先生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他认为贵川部落最早是在宝兴一带,唐末迁居天全,南宋时迁居岩州(今泸定岚安),明代时再从岩州迁入今康定之鱼通,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鱼通人的先民。他在《贵琼人的来源与迁徙初探》一文中曾这样写道:“今居住在泸定县北部、康定县东北部的贵琼人,其先在南北朝为居住在今宝兴、天全县境的小铁围山羌,是古牦牛羌的一支,唐初称为辟惠羌,其后为吐蕃征服,开始受藏文化影响。武后时以酋首居住在贵川(今宝兴河),称为贵川羌,一度内附。唐末,贵川为内附吐蕃马氏所据,贵川羌酋首改姓高,迁居天全碉门外砂坪,部民仍自称贵羌,内地人称之为砂坪番,五代时始置为土司。南宋时高氏势力西扩,征服泸定北部岩州王氏部落,贵川羌部分部民迁居岩州,与王氏等部落羌(蛮)杂居、融合,仍称贵羌,或贵琼、顾羌,以高、王二氏为大。其后,高土司又兼管康定之鱼通、长河西等地。明代岩州商贸兴盛,贵琼人口繁衍,以通婚形式为主向康定东北鱼通等地扩展,与原住藏化羌人(如嘉良夷等)融合,而天全贵琼人则逐渐汉化。20世纪50年代,天全及泸定岚安之贵琼人定为汉族,康定贵琼人定为藏族,80年代,岚安贵琼人复改藏族。”
我们对于鱼通人源自贵川部落的观点没有异议。但对于鱼通人源自宝兴“贵琼”人,以及“贵琼”人由宝兴经天全、泸定岚安迁入鱼通的说法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第一,关于鱼通“贵琼”人迁入的时间。按郭声波先生的说法,“贵琼”人最早是在宝兴一带,唐末迁居天全,南宋时迁居岩州,明代时再从岩州迁入鱼通,与原住藏化羌人融合,成为鱼通人的先民。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作为鱼通人在鱼通的历史最早不过明代。但事实上,至少在元代时鱼通部落就已存在。《元史》可能会错误地把前朝之事记在后朝,但绝无可能将后朝之事提前记在当朝。因此,我们认为,明朝后从天全迁入鱼通的“贵琼”人,不可能是鱼通地区最早的“贵琼”人,甚至他们当中有的可能根本就不是“贵琼”人,只是到了鱼通后被鱼通人同化成了“贵琼”人而已。
第二,关于鱼通人祖源宝兴穆坪的问题。据调查,明朝在宝兴穆坪置董卜韩胡宣慰司(简称穆坪土司),鱼通属穆坪土司管辖,这种政治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末。按此政治格局来看,很容易得出宝兴穆坪是“贵琼”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鱼通及其它地方的“贵琼”人是由穆坪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结论。但是,当我们仔细审查时就会发现,早在元代,元朝就在鱼通设立了鱼通路万户府,那时还没有穆坪土司,也就是说,当时“贵琼”人的核心地是在鱼通而不在穆坪。明代时,穆坪土司兴起,鱼通衰落,鱼通部落才成为穆坪土司属部,穆坪才成为“贵琼”人的政治中心。如果这种“中心扩散”理论成立,那么,宝兴之“贵琼”人则应该是从鱼通迁入的,而非鱼通人从宝兴迁入。此外,有一则关于穆坪土司是最早是来自于西藏琼部地区的传说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该传说属实,那说明穆坪土司根本就不是“贵琼”人,最多只能算作是被“贵琼”人同化了的“贵琼”人。当然,我们否认鱼通人来自穆坪,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民族迁徙,并不等于要否定宝兴与鱼通两地之间个体居民存在着相互迁徙的现象。事实上,鱼通在明清两朝长期臣服于宝兴穆坪,属于同一政治、经济、文化区,相互之间仅一山之隔,且有道路相通,两地居民之间的迁徙是比较方便的。也正因为如此,把鱼通人的来源解释为从宝兴经天全、泸定再迁到鱼通的说法也就存在问题。因为从宝兴迁到鱼通,远比经天全、泸定要方便得多。当宝兴人从宝兴经天全、泸定迁入鱼通时,可能从宝兴直接迁入鱼通的人已在鱼通住了许多代了。从宝兴经天全、泸定迁入鱼通者,只能称作是后来的加入者。
第三,关于从天全迁入的问题。不论是郭声波,还是吴吉远,都提到鱼通人从天全迁入的问题,民间也有许多居民自称来自天全。据调查,康定鱼通、泸定岚安、天全三地也属同一文化地理单元,元朝时曾在天全设六番招讨司管辖,泸定岚安、康定鱼通均属天全六番招讨司管辖。因而从元代开始,鱼通、岚安、天全三地之间的联系就十分紧密,就常有天全贵琼人往泸定或经泸定迁入鱼通,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我们认为这部分人主要是元朝天全土司管辖鱼通时,派在鱼通镇守的一些军人或小头人,明、清以后历朝迁入鱼通者多为零星迁入,迁入者多为生活所迫或躲避天灾人祸的农民,也有的是因为联姻的原因。这些人后来被鱼通人所同化,成为了鱼通人。但鱼通人给他们统一贴了个标签——“客籍”“客户”或“外来户”。鱼通人的“本籍”与“客籍”观念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它表明在鱼通人的眼里,鱼通人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被称着为“本籍”的土著鱼通人,一部分则是来自外地、被称着为“客籍”的后来加入者。他们虽然都被称着是鱼通人,但在鱼通人中的身份是有区别的。作为“本籍”的土著人才是鱼通人的主体,才是“正宗”的鱼通人,即“贵羌”。而作为“客籍”的后来加入者,始终是一种异己力量,居于客位,不是“正宗”的“贵羌”。因而,鱼通人中有来自天全的加入者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后来加入者通过联姻等方式最后转化为“本籍”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并不是鱼通人的全部,也不是鱼通人的主体。因而,用“客籍”者的历史来替代“本籍”人的族源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
也许有人会提出,在鱼通高、杨二姓为大姓,都自称来自天全,与天全高、杨二土司同出一家,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鱼通人是从天全迁入的?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也有讨论之必要。
首先,高、杨二姓在鱼通人中确实属于大姓,但在鱼通人中,除高、杨二姓外,还有其他众多姓氏,而且有的姓氏的人口也不少。因此,高、杨二姓来自天全并不代表所有鱼通人来自天全。
二,高、杨二姓是否真的来自天全?如果真是来自天全,他是部分来自天全还是全部来自天全?扎西郎甲先生1990年时在《民族论丛》第八辑上关于鱼通高、杨二姓之姓氏的说明,对于我们判断高、杨二大姓是否是从天全迁入十分重要。他说:“明末清初,天全高杨二土司势力相当大,他们在天全十八道水建有祠堂。鱼通土司为了要搞好与邻居土司的关系,每年阴历三月要派下属头人到高杨二家祠堂拜祭。到高姓祠堂拜祭的头人回来后便姓高,到杨姓祠堂拜祭的头人回来后便姓杨。各头人下属的百姓也分别姓杨或姓高。”据说此说来自于鱼通土司的后人杨福成,因而应有较高的可信度。扎西郎甲先生的这一段文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鱼通高、杨两大家族与天全的关系十分密切,但他们并不是从天全高、杨两大家族分离出来的。他们原本也并不姓高或姓杨,只是后来攀附了天全高、杨两大家族之姓,才改为姓高或姓杨的。龚伯勋先生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鱼通人原无姓氏,后来有一些人才以高、杨为姓的,溯其源就是依天全高、杨二土司之姓而来。”既然高、杨二姓是攀附来的,并非其本姓,那么,以他们姓高姓或姓杨姓来说明他们来自于天全高、杨两家便是不妥的。据我们调查,鱼通高、杨两大家族的这种取汉姓的方式在康定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中十分普遍,特别是在清末、民国时期最为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