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河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许多东西是别无选择的。

比如生命，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不可能选择自己出生的地点、家庭、性别乃至国籍。要不然，肯定没有谁愿意出生在贫穷战乱的地方，必定有大批的人涌向唐朝、中世纪的欧洲或者古波斯帝国。如果真能转世的话，可能每一个人都愿意重新投胎再出生一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生其实是多么偶然。既然是偶然事件，所以人生若重或者人生若轻，都有理由。

我在认识文字之后，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如果我换一个地点出生是个什么景况呢？当沉重的麦子包谷或者谷子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的时候，我会在灼热的阳光下想，如果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人家，那我一定是会在树阴下吃西瓜，还要冰镇过的那种。其实，我在没有进城之前，都不知道西瓜是什么。但，我也同时会想，如果我降生在动荡不安的中东，那我背的不会是粮食，只能是企图挡住尖锐弹片的破衣裳了。于是，我觉得我幸福，又蹬蹬蹬努力在山路上前行，如果能在累得快倒下的时候恰好遇到一块可以歇脚的大石头，就欢喜得不得了。

周末放假，大家都要饿着肚子爬几座山才能回家。山间有一条宽阔的大路，虽然它拐过一个弯就看不见了，但是我们都知道，路的那一头就是城市。我就想，如果我父亲能把房子修到城市里多好呢？那我肯定就不会这么辛苦地跑几十里路上学了。别说是把房子修进城里，是城郊也行；别说是城郊，能够再接近城市一点的地方也好。我出生在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如果在村口小河沟里撒泡尿，它至少要流经三个县都还能闻到臊味。于是，我经常幻想着，如果我爷爷能够把房子修得靠近城市一点，我父亲再修靠近一点，那多好啊。

对于城市，我在十五岁之前是模糊的。我在十五岁之前没有到过县城，就连村子二三十公里外的小镇也很少去。城市的意象全来自村民们的闲谈和偶尔一场的露天电影。再后来，黑白电视机进村后，城市就变得生动起来，但是没有色彩。直到彩电和录像也进村后，城市对我的诱惑更加强烈了。如果要说梦想是什么，首先就是进入城市，进入更大一点的城市。城市有农村期望的一切，城市有实现梦想的一切机遇。虽然多年之后，我才发现这原本是个错误，但当时是城市以及城市里的一切美好在引诱着我。

其实，我爷爷完全有机会把房子修得靠近城市一点。因为我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国家人，准确地说，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员。我在我家正房的木楼上翻出来过，一张蜡黄的破了边边角角的草纸上，有个大红印章，是一个叫何本初的县太爷委派我爷爷到一个叫柘坝的地方任教的公函。后来，我才知道，柘坝是我时常撒尿方向的另一个县的一个小镇。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对何本初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查到了一段话：何本初（1900——1956）陆军中将。四川永川人。1928年任四川省蒲江县县长，后历任彭山县、邛崃县、岳池县、仁寿县、夹江县、叙永县县长，1945年任四川省第14区（剑阁）行政督察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1947年春任四川省第16区（茂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50年3月3日在四川茂县率部起义，旋在赴成都途中叛逃，任川康边区反共救国军中将副总指挥，1953年5月在西康阿坝被俘。1956年在成都于关押中病逝。然后，我又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我爷爷的名字，却都物是人为。唉，除了我，还有多少人记得他呢？我家保存着一份花名册，是当年剑阁师范的，毛笔工整地写着我爷爷的名字和其它我不认识但非常感兴趣的别人的名字和他们的出生地。我也因此知道了鹤龄、金仙、公兴等这些陌生的地名。

我想，如果我爷爷不那么早地回到村上，如果我爷爷不遇上60年代的大饥荒，他肯定至少会把房子修在我们周边哪个离城市更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我老家的房子曾经是一个四合大院，有高高的华丽门楼，有粗壮的油漆柱头，有雕花的石质磉礅，但由于它离城市太远，我一直不曾留恋。我知道，我爷爷能在乡下修那么气派的房屋，他肯定也能在城市修几间小房。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是不是没有我这么有远见卓识呢？我不能埋怨谁。那场大饥荒，从此改变了一切，让我们这个家庭的发展轨迹停顿了下来。我想到这里，觉得命运也极其偶然，一场饥荒，就轻易地改写了历史。虽然有人说那场饥荒其实可以避免，如果我要兴师问罪，我该去找谁呢？我知道，在巨大的洪流中，一滴水的命运只有随波逐流。

现在不少乡下的教师都在城里买下了房产，我相信，我的这个要求对我爷爷来说并不算高。然而爷爷过早地把生命终止在了60年代的某个凄苦夜晚，让我的一切幻想停留在我家门前不远的山坡下。我每次经过那边，都要望一望树丛中那个长满了青草的小小土堆。爷爷去世的时候，我父亲十三岁，我二爸七岁，很快改嫁的奶奶又让我的梦想再度受挫。孤苦伶仃的父亲自保不及，当然没有办法去实现我的梦想。当然，我父亲后来也是有实力把房子向城市靠近一点。在我上中学后，勤劳的父母已经半农半商，把我家建设成为村里少有的万元户，但是他们更多的心思花在送我们三姊妹上学的事上，没有精力想到向城市进军。于是，这计划就一搁再搁，轮到了下一代的我们身上。

由于爷爷占据了那一小块土地，于是那个村子便成了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现在的故乡。我想，这又是多么偶然。如果我爷爷不在我们那个村子结婚生活，那我父亲的出生地和我的出生地又不知会在什么地方，或许只能说祖籍是在那个叫彭家的村子，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的祖籍在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样，到那时，彭家对我将会是与麻城一样的遥远。

我对出生地这个问题一直苦苦思索，却不能有丝毫改变。从彭家到我现在居住的小县城，不足八十公里，我却整整跋涉了二十年。如果我爷爷当年就着手行动，如果没有世道的变故，如果没有命运的突变，他完全能够像我一样，把出生地变成自己的故乡。虽然我父亲自力更生，苦心经营，却不能超过常规地把自己生活的圈子与城市靠近一点点，但是在我能听懂话的时候，他就时常告诫我们几姊妹：要投奔大城市。在我们对生活还理解不清的时候，他就早早地在思想上给我们启蒙，事实上，在我最后一个把户口迁进这个小县城的北城派出所的时候，父亲的意愿最终实现了。我的姐妹通过婚姻早早地改变了户籍所在地，而我却没有那么容易，我前后足足花了二十年。父亲朴素的愿望与我当年的幻想一样，如果要说得直白一点，我只能这么说，那就是追求幸福和自由，这当然也是人类共通的理想。

二十年后，我进入一个小县城，在水泥制品间来来回回，我期望遇见当初的梦想，比如一次美丽的相遇，一个成功的抵达，一回欲望的满足……可是，现实比水泥还硬。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放弃一个又一个理想，在知足中让自己快乐。除了出生地，还有学历、背景、性格、经历、人际关系等重重阻碍不得不让我几近麻木地生存，我从农村追寻梦想到了城市，才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更大的黑洞。

虽然，我现在能如此舒服地坐在电脑前，想想我的出生地和我的故乡，这其实是我最难遇的一刻超然时光，转瞬即逝。我觉得，我们这三代人，就像三张布，哪里破了，就补上去一块，缝在一件叫家族的衣裳上。只不过有的布大，有的布小，有的布精美，有的布粗糙。男孩子，就补在自己家族的衣裳上，如果是女子，就换件衣裳。这些衣裳就这样花花绿绿、新新旧旧、洋洋土土，在时光中流转，在人世和阴间轮回。

我不知道我爷爷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敢问我的父亲。我悄悄问过村里别的老人，他们说我爷爷高高大大，面宽脸白，笑声可以传出好远。我只有时常张望那个叫灯盏窝的小山坡，聆听茂密的草木间传出的风声和不远处山沟里哗哗的水声，想象爷爷的样子。至于我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对我来说只是三个汉字，在屋后的石碑上还能找到。如果再向上数几辈，我知道的只是湖北麻城孝感乡了。我想，自从湖广填四川后，我的上几辈人守住了自己老家，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有始有终，他们的人生在精神上也是完整的。

小时候，我参加过家族的一些喜事与丧事，翻过几座山，从中午走到天黑，在热闹或悲泣中，听长辈们讲述家族的故事。多数是我们家族的女儿嫁到另一个家族，或者另一个家族的女儿嫁进了我们家族，于是许多我不认识的人转弯抹角成了亲戚。面对一个一个陌生的面孔，我知道我们血管里有一部分血液是相同的。但如果不是这些红白喜事，我们则是陌生的路人；在这些红白喜事过后，我们基本上还是路人。对于一个必然远嫁的女儿，故乡，或者老家，都是独有的，但也是暂时的。所以，当我听说“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辈认不倒”的俗语时，感到非常无奈和悲伤。

我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故乡，那里有我的祖坟，那里有我的祖业。所以，湖北麻城对我只是一个传说。然而，我的女儿出生在这个小县城，我的故乡她至今都没有回去过一次，她以后还把我的故乡认作她自己的故乡吗？我不知道。但可以肯定，再过几辈人，彭家将也会与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样，成为我们这个家族一个遥远的传说。

不容置疑，对于故乡这个概念，自从我离开家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这一代将会有一个精神的断层。我的出生地与我的生活地把我的精神世界分成了两块，无论在哪里，出生地那一块总是厚实地铺在最底下。然而对于我的女儿来说，她将必然在我的引导下，在这两个层面间奔跑，不管是记忆或者是遗忘，对她来说，肯定都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她也将有她自己的精神空间，在两个不同的精神空间交错，必然有冲突和妥协。

无数个女儿一样的人们又将在自己出生地与生活地来回，思考，汇入芸芸众生，一直向前，让出生地的传说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往下传，或者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遗失，消融到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

纵然，站在另一个星球上看我们的出生地，还没有一粒尘埃那么大；站在历史的长河边讲述我们的出生地，完全无足挂齿，可是，我们却永远属于它。

我的出生地，也就是我的故乡，叫彭家，就是一粒尘埃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就是除了我，别人毫不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千辛万苦最终逃离却永远也走不出的地方。

出生地，是我万劫不复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