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记者 王朝书/文

2022年末，记者采访了格桑曲批老人。

作为我州汉藏翻译的领先者，他的一生是怎样渡过的？他是怎样走上学术这条道路的？老人的一生，很多故事，不少人都还不清楚。记者知道一点，不过，并不连贯。其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还需老人亲口讲述。

采访中，记者尽量让老人自由发挥，不去碰触那些陈年的伤痛。然而，出乎记者意料，老人是那么坦荡，对自己的一生，毫不遮掩地讲来。采访完毕后，记者反复思考，该怎么写作他。最终，决定真实地还原。而真实，也是老人最后告诉给记者的做人道理。

当真实地还原格桑曲批老人的一生时，记者蓦然醒悟，其实，人生真实的状况，就是不断地探寻自己、探寻社会，最终，在探寻中找到自己是谁。人生，并不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如此，格桑曲批老人贡献给世人的，不仅仅是汉藏翻译的成果和藏学研究的成就，还有人一生的意义。

壹

1943年，巴塘县一个父亲是皮匠的户名叫“拉萨布姆”农户家里，诞生了一个小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格桑曲批。上学后，老师还给他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张麒騄。不过，汉文名字，用得很少。所以，知道这个名字的，甚少。騄，是古代一种行速极快的良马，而麒则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麒和騄，都是人中之龙凤。真不知老师，为何取这个名字。那时，格桑曲批老人并没有在老师面前展示出过人的天份。这，只能说是冥冥中的天意吧。格桑曲批，注定是不平凡的人。注定要走一条，常人没有走过的路。

年幼的格桑曲批，跟着父亲睡过他做手艺时的床铺，和父母、姐妹一同背着大小口袋偿还欠寺庙的粮食。他上山背过柴、放过牛，参加过从春种到秋收的各种力所能及的农活，深知父母维持十口之家生计的的艰辛和变卖一块块祖传土地的痛彻心扉的伤悲。虽是皮匠之子，也没少受刺巴扎脚底的痛苦。路遇下雨，提着鞋子光脚回家，才会得到父母“儿子懂事了”的表扬。如果，没有解放，格桑曲批既定的生活，也许是接父亲的班，做一个皮匠，或者是到寺庙，当一名小扎巴。然而，十八军的到来，改变了一切。1950年，十八军来到巴塘。十八军到来后，不仅，格桑曲批老人的两个姨妈参军跟随部队到了西藏，他本人也进了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从此，开始了崭新的人生。

学校实行“双语”教学，除各科汉文课程外，每周有六节藏文课。学生在家讲藏话，同学间亦用母语交流；到学校学汉文，用汉语与老师交流。这样的教学环境和社会环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双语”人才，也为格桑曲批从事汉藏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当年，学校有早饭前的早操、早自习。早自习通常是背书。格桑曲批，因家离学校较远，不能参加早自习，但他对同学们都应做的背书，放在心上。一天，他对语文老师说，“我要背书”。老师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同意了他的请求。很快，格桑曲批背完了第一课。不过，这没有完。他看了看第二课，觉得自己也能背。于是，他又开始背第二课。第二课，顺利背完了。他又看了看第三课，觉得也能背。于是，他又背了第三课。三篇课文都背完后，被震惊住了的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向张麒騄同学学习”，并说，别的同学，一篇课文分成两部分背，还像石头上刻字一样结结巴巴背不伸展，而张麒騄同学却一口气背完了三篇课文。说到这里，老人高兴地背起了解放初期一年级的三篇语文课：“孙中山先生，从小很孝敬父母，国父小的时候，常常帮他父亲种田。”“春天到，春天到，春天真正好，树上开红花，地上生青草，虫儿飞，鸟儿叫，大家欢迎春天到。”“磨豆腐，咕噜噜，咕噜噜，半夜起来磨豆腐，一直磨到大天亮，做成豆腐真辛苦。吃豆腐，价钱又便宜，养料又丰富。”这显示出了他超强的记忆力。而拥有这样记忆力的，注定不会是寻常人。

那次背书后，格桑曲批即被老师调级。从三年级调到了四年级。半年后，则调到五年级。尽管，格桑曲批天赋甚佳，但那时，刚获得解放的康巴高原上，却有着叛匪的祸患。因此，尽管他1955年即小学毕业，但直到1957年，才进入到了甘孜民族师范校学习。期间，也有改变格桑曲批命运的时刻。1956年冬，巴塘县公安局急需懂藏汉双语的年轻人，想将已小学毕业去升学的途中，因匪患严重，在原义敦县待了两个半月后返回巴塘的格桑曲批和他的几位同学招进去，可却被校长挡下了。在校长看来，读书才是硬道理，而工作迟早都会有的。彼时，康巴高原上，一切百废待兴，有文化的学子们何愁没有工作呢？且，土匪的叛乱一定会平定的。等到那时，格桑曲批等人就有展鸿鹄之志的机会了。

如今，想来，世间之事，有些真地是注定的。如果，那时，被公安局招录了，格桑曲批最后的成就，也许，就是一个公安局的领导，而不会成为我州汉藏翻译的领先者，留下许多让后人受益的著作。但，在他不知人生该怎么选择才是最恰当的时，校长出面了。

因为校长的阻拦，格桑曲批和同学，只有在学校继续读六年级。反复地学习，虽然延误了求学，却也让基础更牢固。1957年，当格桑曲批从巴塘走出，来到甘孜县上的民族师范校时，他已具备了做小翻译的能力。而甘孜师范每周四节藏文课，对提高藏文的阅读理解能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师范校求学期间，格桑曲批不少时间都在给人做翻译。

1958年夏，格桑曲批被抽去参加甘孜县上的招生工作，做翻译。1958年底，我州开展“四反”（反叛乱、反封建、反剥削、反特权）运动，格桑曲批被抽到甘孜寺当小翻译，除当口译外，还将喇嘛们写的藏文大字报，译成汉文。在那里待了差不多四个月。“四反”运动结束后，格桑曲批又被抽到甘孜县庭卡乡，参加镇反运动，当翻译。因东巴公路未通，在校三年的寒暑假，格桑曲批均在学校渡过，他参加学校组织的“兴趣班”，学会了拉二胡，吹笛子、吹口琴。在此期间看了不少小说，无形中提高了汉文水平。1959年，他加入了共青团。

1960年毕业时，原本格桑曲批要被分回家乡，当老师。可那时的州委宣传部部长和甘孜报社总编辑，到学校来了。甘孜报社也需要懂藏汉双语的人才。这样，格桑曲批与其他三位同学，分到了甘孜报社藏编组。从此，格桑曲批，向专业翻译迈进了。

贰

格桑曲批到报社报到时，报社藏编组几位老师，都是有名望的学者。他有了向高水准学者学习的机会。

那时，对新分去的年轻同志，时任宣传部长与报社领导共同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1、通读每期藏文报。2、每周一、三、五上班前一小时开设藏文文法、藏文名著、汉文新闻业务课教学。3、将汉藏对照《毛泽东选集》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雷锋日记》作为必修课。故迄今，格桑曲批仍记得毛主席的“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的教导和雷锋同志的名言“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4、参加每期报纸从翻译到初校、二校、集体审订工作。5、个人翻译的“豆腐块”文章，经认真校对修改后交老师修改，待老师修改后誊抄规整方能交稿排印。6、集体审稿时，一人念译文排印稿，其余人员均看汉文原稿。发现问题，随即提出，不同意见，还可争论。这不失为一种避免错漏的好方法。在领导的关怀和前辈的具体指导下，格桑曲批的藏汉文水平和翻译能力得到迅速提高。

1962年，省文联到我州收集民间故事。他们收集的故事几乎都是藏文。为此，他们找到报社，要求帮助翻译（藏译汉）。格桑曲批也被分配，翻译三篇故事。翻译完后，他交给前辈杜冰琨老师。经杜老师的润色，署名为格桑曲批翻译的《阿口登巴帮助穷寡妇》等故事，被刊登在报纸上。看着自己独立翻译的文章，公开发表，格桑曲批高兴极了。这可是他翻译路上，独立完成的第一篇得到人们认可的文章。文章的发表，意味着，格桑曲批真正能担当翻译任务了。不再是学校里做“小通司”这样的口译人了。

1963年，格桑曲批再次迎来人生的机遇，他被安排到北京进修学习。

那时，民族出版社是全国最高翻译机构。在那里，格桑曲批不仅得到大家的指点，还有幸参加了全国两会、反修文章、《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的翻译。这样的锻炼，对格桑曲批水平的提高，可谓是突飞猛进。在北京，格桑曲批还手持花束参加了国庆游行。在天安门前，他见到了在城楼上向众人挥手的毛主席。

8个月后，格桑曲批回到了报社。不久，他即当了藏编组的负责人，独当一面。1967年，他担任了到甘孜、炉霍地震灾区慰问的省领导天宝同志的随行翻译。日子，在平静中前行。可“文革”的爆发，却打乱了原来的轨迹。那场动荡发生后，格桑曲批被卷入了其中。

当回忆到“文革”中的经历时，有时格桑曲批老人会闭上眼睛，陷入到过往时光中，有时，则会爽朗一笑。他对记者说：“我的经历宛若藏族谜语中描述的豌豆一般‘我曾苦得入过地，也曾美得开过花；我曾饿得拖空袋，也曾饱得仰天翻’，饱尝人世的酸甜苦辣。”

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是老人青春的见证，也是老人在人间刻骨铭心的一段“修行”。当风云激荡的岁月过去后，格桑曲批热血沸腾的青春也过去了，可以坐下来，静心做学问了。

叁

1981年，格桑曲批38岁，正当过了而立之年，要进入不惑的时候。经州委领导征求格桑曲批意见，调他到即将创办的四川省藏文学校教书育人。从此，他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旅程。

最初，四川省藏文学校建校在德格的竹庆牧区。“帐当房，地当床，膝盖当课桌，三餐烧茶忙”，这是省藏校老师和学生，对那所学校的共同记忆。那时，格桑曲批既是老师，也是学生。他一边从事教学行政工作，担任汉语文、政治、汉藏翻译、体育等教学的同时，一边跟班聆听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学者授课。这样的教与学，让他受益匪浅，被耽误的学问，很快重拾起来。经历了动荡的神州大地，急需人才。被耽误了的文化事业，也急需重启。格桑曲批被时代所需要着。时机一到，就是他承担重任的时候。

在省藏校，当了几年老师，为我州培养了一批藏学人才后，1986年，格桑曲批即被调入州民干校。那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即用于汉藏翻译、翻译教学和藏学研究。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视察甘孜州北路，格桑曲批任过随行文字翻译。

在州民干校的三十年里，格桑曲批担任了《汉藏翻译理论和实践》、《藏学常识》、（自编）《藏族风情与礼仪》、（自编）《藏文书法》等课程的教学和新编教材及藏文校刊的执行主编。做老师时，格桑曲批是活跃的，并不死板地教学。在省藏校，有时，他会将自己擅长的笛子、二胡运用在教学里。而到了州民干校后，上翻译课，他会先将一段汉文写在黑板上进行讲解，接着逐字逐句口译，然后与学员一道口译，再之后，将译文写在黑板上。这样看着汉文翻译藏语，和传统的藏文教学不同。新颖的教学，深受学员欢迎。学员们也称，听格桑曲批老师上课，不打瞌睡。

放下课本，做学问时，格桑曲批又是沉静的。他对记者说，有时，坐在书房里，不知不觉，天就黑了。

谈到学问，格桑曲批激动起来。在他的书房里，随处可找到他编译的作品。在那些作品中，花费格桑曲批时间最多的是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四川甘孜州卷《民歌》、《舞蹈》、《器乐》、《曲艺音乐》、《民间故事》、《民间谚语》等八大集成志书的编译，让他耗时数年。而民歌歌词、格萨尔说唱词、谚语均系民间语言的精华，都具有诗歌的韵味。人说译诗要像诗，八大集成志书的编译不仅使格桑曲批有了数十万字的作品问世，也提高了他的翻译层次，让他后来得到不少部门嘉奖。如，1989——1999年，格桑曲批与人合译了《格萨尔王传》之《地狱救妻》《松岭之战》，独译了《朱古兵器宗》、《丹玛青稞宗》，与夫人泽仁翁姆合译了《霍舍兵器宗》共五部（约50万字），这些作品不仅在《康巴文苑》连载数年且由省格办出书，他本人也在全国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受到国家民委、国家文化部、中国文联、国家社科院嘉奖。

（下转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