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王京雪 蒋彤
2022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意见,决定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旅游如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四川甘孜州的文旅故事,或能提供一些启示
“从维护民族团结来讲,文化旅游有利于甘孜州加快融入全省经济文化体系,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要增强政治自觉、把握发展规律,充分激发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民生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体现甘孜特色的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甘孜州委书记沈阳很有信心
茶马古道经过这里,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康定情歌》唱的是这里,格萨尔王的故里与王城在这里,自驾爱好者们熟悉的那句“此生必驾318”——中国最美景观大道G318的核心段也在这里。
这里是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这片广袤的川西高原,占据了四川省1/3以上的面积,自古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地。近年来,甘孜州成了全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为什么旅游能够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谈到甘孜旅游业的发展,甘孜州政协副主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刘洪深有感受。他建议记者去路上,走村寨、进民宿、到景区体会这种感受。
藏族村主任与汉族“老总”——
一家景区之兴与一个牧村之变
【旅途笔记】
木雅圣地景区位于折多山垭口西侧不远。车子驶往景区高处的观景台,一路常见牦牛群埋头赶路,小牛犊都出生不久,憨态可掬。路边偶有土拨鼠冒头,又迅速缩回。天气不佳,山脚还是蓝天,越往高处,雾气越重。如果是晴天,观景台上,能看到“蜀山之王”贡嘎山,但这一天,我们只能看群山环拥的绿色草甸,俄米曲九转十八弯地流过草原。
“俄米”,藏语意思是牛奶。“曲”即是河。俄米曲就是牛奶河。当地人说,牦牛吃了这条河的水,产的奶就很香甜。映照着天空颜色的俄米曲,晴天时,是草原上的蓝色飘带。在此刻的阴天雾气中,则更接近它的名字,是灰白色的“牛奶”。长久以来,河水滋润和哺育着草原上的生灵,但这条河与它所属的风景从不曾像今天这样,带给这里的人们那么多希望。
2009年,降秋杜吉接到一通让他睡不着觉的电话:“马上过来,村民选你当村主任了!”
“那个时候我不太想当村主任。”他坦承,“因为我们村太穷了,想不出来怎么发展,各种问题特别多。”
降秋杜吉的家乡——康定市呷巴乡俄达门巴村,是个藏族牧村。全村总面积136平方公里,散居着不到200户人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
降秋杜吉当村主任那年,村里人还住着帐篷,收入主要靠放牧和虫草。“电、水、房子,什么都没有,矛盾特别多,天天‘打官司’,挖虫草的时候也好,搬家的时候也好,自己村里打,和别村也打。生活没办法过,有年轻娃娃偷牛偷马……我一两个月没睡好,晚上一直在想,我们这个村怎么办?”降秋杜吉说。
走马上任一年多,组织上送村主任们出去培训,普通话说得还不怎么利索的降秋杜吉来到杭州,听前来交流经验的浙江代表讲村里怎么搞旅游开发,怎么靠旅游带动村民致富。
他想,俄达门巴村邻近318国道和康定机场,有雪山,有草原,有湖泊河流,有高原藏乡特有的风土人情,能不能做旅游呢?
“当时我汉字也写不好,全部在心里记着。”培训一结束,降秋杜吉就拨出一个电话。电话打给了四川泸州的企业家李华能。2008年,李华能随建筑公司来折多山修康定机场,喜欢旅游的他常到机场附近的俄达门巴村一带游玩,还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
“李总人特别好,我们村老百姓挖虫草的时候去他的食堂吃饭,他也不说啥,也不收钱,就让多做一些菜。”降秋杜吉说。
他操着不熟练的汉语问李华能:“你晓得的,我们村特别穷,我们这边风景可以的,做旅游开发,你觉得怎么样?”
李华能说行,但要全村老百姓都同意。
“老百姓不同意啊!”降秋杜吉叹气,他在村里讲做旅游的想法,村里人表态:一个老板,从那么远跑来这边做景区,那以后我们这片地不全部变成他的了?不行!
降秋杜吉一个月开了近十次会,跟村民解释:地是签合同租出去的,不卖,村民以集体资产入股项目,每年全村保底分红85万元,家家户户都能分;景区会拿出四成岗位,提供给村里,年轻娃娃们可以在家门口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优先安排贫困户;景区还会给村民买医疗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做旅游不乱采、不乱挖、不破坏牧场,划进景区的村民不用搬家……
反反复复讲了一年半,总算让全村人点了头。
2014年底,木雅圣地景区开工建设,几乎与此同时,甘孜州全面启动脱贫攻坚战。俄达门巴村赶上了好机遇,水通了,电通了,路通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牧民们建起了自己的新房。
2016年8月,木雅圣地景区开始试运行。2017年景区正式开业,并很快评上4A级景区。
降秋杜吉说,从签订合同到今天,9年来,景区付给老百姓的钱一分也没少过,村里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约3500元,提升至2022年的近2.5万元,成了实践“资源变资产、牧区变景区、牧民变股民”扶贫模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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