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日报记者 王朝书／文 受访者提供图片

“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的羊群，草原的花，草原的水，草原的姑娘……”

今天，人们聚会或休闲时，歌曲《卓玛》，相信不少人都会歌唱。那轻快的旋律，像雨点一样敲打在心房上，让人的心情不觉飞扬。

而随着歌曲的广泛流传，一时间，卓玛，成为藏族姑娘的代名词。到高原上来寻找卓玛的人们，络绎不绝。而让这美好的旋律走进人们心田的，正是国家一级作曲家秋加措。

3月21日，记者在微信里采访了秋加措老师，他对记者说，继承和弘扬藏族音乐，是他的一份责任。这是他作为作曲家的意义所在。

懵懂离家

微信里，秋加措老师对记者讲，他走上作曲的道路，其实应该算是很偶然的，是到州文工团(现今的州歌舞团)之后，才逐步确定的。

秋加措走进州歌舞团，也属偶然，但正是这偶然，也许在冥冥中注定了他走上音乐之路的某种必然。

记者的想象里，进歌舞团，要么嗓子很好，要么擅于舞蹈，然而，秋加措走进歌舞团，似乎跟这两样都不沾边。

秋加措回忆，小时，他最不喜欢的是唱歌跳舞。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小学过“六一”儿童节，每个班都要表演节目，他所在班级的班主任就编排了一个舞蹈，要求全班同学都参加，可全班唯独秋加措坚决不愿意参加表演。“六一”那天全校师生外出去草坝上开展活动，由于秋加措不愿意参加班级的表演，班主任一生气，就把他一个人关在学校院坝里不准外出。因为此事，秋加措的妈妈还跑去学校和班主任理论了一番。

尽管，秋加措不喜欢跳舞，但艺术的种子却貌似很早便深埋于他的血液里了。秋加措出生在德格乡下国道317线边上一个叫龚垭的小村庄，全村约四十户人家。尽管村庄很小，但村里却有着浓厚的艺术氛围。当时农村土地公有，实行合作社制，出工都是集休行动，因此，在中间休息时，能歌善舞者就会舞蹈或唱歌。而每逢节日，人们汇集于晒场，晒场中间燃起篝火，男女各自分边组队，跳起本地特有的锅庄舞，常常一跳就是数日。通常跳锅庄舞都有领舞，由当地能歌善舞者担任，秋加措的母亲是他们村领舞者之一。每当夜晚大人们燃起篝火，跳起锅庄时，秋加措便和小伙伴们围坐在火塘边看大人们舞蹈。也许在潜移默化中，音乐对秋加措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知不觉中对艺术亲近了。

秋加措被招进歌舞团，有些偶然，有些戏剧。他还记得，那天下午，他们正在上课，老师带着一男一女走进教室，男的穿着一般，女的穿着却很是特别，大大的暗红色灯笼裤，小小的黑色高跟鞋，紧身的白色高腰平绒小夹克，双手插在上衣兜里，兜很小，大半个手掌露在外面，他们在教室里走了一圈，挨个看看，瞧瞧，也没说什么就走出去了。由于女老师穿着特殊，再加上舞蹈演员走路时特有的外八字步伐，显得很是新奇，乡下人没见到过，于是，当他们在教室转悠时，同学们交头接耳说着些不太好听的话。晚上放学后，听说州文工团(现州歌舞团)的人到村里招生来了，正在村长家院子里考试。对乡下来说这是件大事，村里许多人都跑去看热闹，秋加措也跟着去了。跑进村长家院子，原来来人就是下午去过学校里的那俩人，而负责招生的人也看到了秋加措，就招手让他过去。秋加措吓了一跳，以为下午说坏话招惹了招生老师，便赶紧往家跑。村里有一个小伙子追了上来，半道上把他叫住，这人当过兵，去过外面好些地方，算是村里少有的见过世面的人，他告诉秋加措文工团老师是让他过去参加考试，他劝秋加措赶紧回去，万一考上了，就可以天天吃白米饭，以后就不用种地干活，而且以后每个月到点还有钱发。小伙子又说，你不敢跳，我就在边上帮你和你一起跳，你不敢唱，我就在旁边帮你和你一起唱，说得秋加措心动起来，于是，便又随着小伙子回到村长的家里。在村长家的客厅里，负责招生的老师手拿皮尺在秋加措身上从肩膀、手臂到腿脚，这里量量，那里量量，又让他向后弯了弯腰，再把腿放桌上压了压。然后就要求跳舞和唱歌。跳舞，秋加措本就是不会的，好说歹说就免了。唱歌虽然也不会，不过，当时广播里天天播放才旦卓玛老师的《北京的金山上》，久而久之多少听会了几句，在小伙子的鼓励下，就大着胆子吼了几句，考试就算完成了。当时也没说行不行，秋加措本身也没奢望会被录取。不过，过了两天，就来了通知，说到县上体检，又过了两天，说录取了，要跟他们一起到康定去。

康定，是秋加措很早就非常向往的地方，知道那是一个很繁华的大地方。旧社会，他舅舅是个马帮，跟随大商人邦达昌的马帮队走南闯北，康定、昌都、拉萨、印度，都有他的足迹。秋加措很小时，他的舅舅就常给他讲他的经历，讲得最多的是康定。因此，秋加措从小向往康定。当他听说要去康定时，不仅乐意而且很是兴奋。这样，他来到了康定，开启了他命中注定的人生。那一年，是1966年初春，秋加措刚满12岁。

明确方向

当年，州文工团在全州范围招收了男女共42名学员，在现在的州民干校专门设了培训部，由团里抽调各专业老师，学员们开始接受为期三年的封闭试培训。

好景不长，大概半年后，“文革”开始了，学校遭到了冲击，被迫停课。秋加措和同学们处于“散养”状态。他们既不能出校，更不准到团里去。由于无所事事，正当好动的他们，就只能在州民干校校园里到处跑、到处翻。有一天，他们翻进学校图书馆，在里面翻到了一部手摇式唱机，还有很多黑胶唱片。众人如获至宝，就将唱机抱回寝室去，还拿了很多唱片。唱片里都是外国音乐，有些段落比较好听，但大多数音乐听着都很乏味。听了两三天唱片后，多数同学就不感兴趣了。而秋加措却几乎天天捣鼓那唱机，特别那时的夜晚停电早，放着音乐，躺在床上，他感觉很是惬意。听的回数多了，就开始知道给唱片分类了。久而久之，一天不听，就感觉心里欠欠的。多年后，秋加措进学校才知道，他常听的十多张唱片中就有柴柯夫斯基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如歌的行板》、里姆斯基的《一千零一夜》、德沃夏克的《至新大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等。由此，慢慢地秋加措就喜欢上音乐了，梦想着将来成为一名音乐家。不过，如何成为一名音乐家，感觉却是朦胧的。

到州文工团三年后，学员期满。团里按照原来的计划，根据学员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流。嗓子比较好的，就被分到声乐队，跳舞比较好的，就被分到舞蹈队，音乐上有所专长的分配去乐队，还有一部分分配到各县文化馆。当时，秋加措既不擅唱歌，也不会跳舞，一心希望能分回老家工作。不过，团里不同意，老团长说团里伙食团差个司务长，认为培养培养，秋加措是个很好的人选。对于团里的安排秋加措本人强烈不同意，坚决要求把他分回德格县，或是把他分到乐队去。不过，他的两个要求，老团长都没有同意。就这样，秋加措就留在团里，做着他不喜欢的事。尽管，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时间会过得很慢。不过，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秋加措留在团里是对了的。因为，一年后，机会就来了。

那时，全国正当样板戏热潮，州文工团也正紧锣密布，准备排练样板戏。乐队有件乐器叫大管，通常是样板戏反面人物的专属配音乐器。而当时团里的乐队正缺这种乐器的演奏员。要演样板戏，这件乐器不可或缺。刚好秋加措也正要求去乐队，团里就安排他学习该乐器，并派他去四川音乐学院进修一年。正是此次学习，决定了秋加措以后的人生方向。进修期间，秋加措不仅学习了乐器的演奏技能，还接触到了基础音乐理论，知道了作曲这个专业。他明白，自己今后的道路，那就是全力学习作曲理论，争取成为一名作曲家。

在四川音乐学院进修一年后，秋加措回到了团里，正式成为了一名演奏员。但埋在心里的梦想，让他努力寻找着让自己能成长的机会。上天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将机会带到了他的身边。

那时，秋加措需要学习作曲专业的理论知识，首先涉及的问题是需要有可供学习的书籍，当时“文革”还未结束，国外的书籍都是禁书，根本见不到，国人著的也见不到。正当一筹莫展时，闲聊中得知团里创研室有位姓郑的老师，是作曲的，60年代初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也许他那里有书。刚好，那段时间秋加措和这位老师有交集。自从进修回团后，秋加措每天晚上都会去排练厅练习大管演奏，郑老师听到后，时不时会到排练厅看秋加措练习。还说他演奏技巧不错，并说，要给他写个独奏曲。这样，秋加措和郑老师慢慢地熟悉了起来。后来顺理成童，秋加措向郑老师表达了想学习作曲的想法。郑老师告诉秋加措说，可以借本书给你。这样，秋加措借到了人生第一本有关作曲的书，那是一本《和声学》，大约三四百页。至今，秋加措还记得那本书是苏联作曲家李姆斯基写的。此后两三年中，利用业余时间，秋加措反反复复开始了对这本书的艰难学习，也正是这本书，让秋加措努力地、不懈地敲击着作曲专业的大门。

尽管秋加措将和声学从头到尾自学了两三遍，但因没人教授，遇到的难题始终解不透，掌握知识始终是不彻底，这对渴望作曲的秋加措来说，是非常难受的。因此，1978年恢复高考后，秋加措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专业院校学习。

参加高考，对秋加措来说是艰难的。面对困难，秋加措没有退缩，他坚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在1984年，他梦想成真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

进学校后，学习上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的。回忆往事，秋加措用极轻的语气说，那几年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秋加措对求学时的事记忆犹新。当年，他进校后，第一学期期末除和声学稍好些以外，其他各科成绩几乎都是全班垫底，其中，钢琴课尤其困难重重。钢琴，秋加措在进学校之前，为应付考试，只突击性地练过几首简单的钢琴曲，谈不上什么基础。而对学习作曲来说，钢琴是十分重要的课程。为了攻克这个弱项，为了跟上进度，他每天至少有4、5个小时花在练习弹琴上。那原本就有些旧的钢琴，在秋加措每天的敲击下，琴弦蹦断是常事，甚至个别琴键还被磨穿了。

接受了艰苦的考验，秋加措前进的步伐遂显稳健。当第一学年结束时，九门功课除个别科目外，都提升到了全班平均水准。到毕业时，平均成绩已经升到了86点几，名列班级前茅。

1987年，秋加措顺利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那个年代，作曲专业是个稀缺的专业。西藏、成都都有单位希望他能过去。但是，秋加措因为进修和正式求学期间，都是带薪学习，他自认为，这是故乡给他的厚爱，不能辜负，于是，拒绝了其它单位的好意邀请，回到了州文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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