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年
笔者有一件晚清青花釉里红鲤鱼纹瓷盘。直径23cm,瓷胎细腻,画工精细,鲤鱼栩栩如生。这种鲤鱼纹瓷盘,反映了当年流行的鲤鱼文化。
鲤鱼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很早就被认为是祥瑞之物。《诗经陈凤衡门》诗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娶妻、必宋之子。”将鲤鱼与娶妻联系起来,其原因是鲤鱼繁殖能力极强,生长迅速,象征着家族繁衍昌盛,人丁兴旺。古往今来,很多题材的艺术品都喜欢使用鲤鱼纹饰,如瓷器、玉器、铜器及绘画等来表达祈望子孙绵延和丰收富裕的主题。鲤鱼,《诗经·国风》中描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河洛记》载:“伊洛鲂鲤,天下最美。”
相传战国时范蠡写的《养鱼经》,是世界上第一部养鱼学著作,对养鲤鱼作了详细的记载。汉代,养鲤之风大盛。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开辟了一个人工湖,供军队练习水战之用,公元前一世纪,汉昭帝把它变成大鱼塘,养的鲤鱼供皇室食用,还拿到市场上出售,使长安鱼价大跌。
鲤鱼在人们食物中的“高贵”地位,使古人把它看成是尊贵的象征。《史记》载:孔子生儿子时,鲁昭公赐以鲤鱼、孔子“荣君”的赏赐,将儿子取名“鲤”,字“伯鱼”。孔子儿子的住处,被称“鲤庭”,“鲤庭”一词历史上作为一个泛称受“父训”场所之专用名词流传下来。唐代诗人刘禹锡曾写下诗句:“鲤庭传事业,鸡树遂翱翔。”古代官场,“鲤鱼符”成了权力的象征。汉、唐两代,任命地方官到任,必须出示左鱼,与原留任所藏右鱼相合,作为凭证。装“鱼符”的袋子,宋代叫“鱼袋”,绣有鲤鱼的形状,三品官以上用金为饰,五品官以上用银为饰。宋代废除了“鱼符相合”的制度,但官服上仍保留“鱼袋”,系在身后。
古人把鲤鱼比作“信使”,把书信称作“鱼书”。古乐府中《饮马长城窟行》,有描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唐代,人们寄书信时常以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李商隐诗中有“双鲤迢迢一纸书”之句。
杜甫《寄高三十五詹事》云:“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李郢在《南池》描绘了喂鲤鱼的生动情景:“小男供铒妇搓丝,溢榼香醪倒接罹。日出两竿鱼正食,一家欢笑在南池。”戴叔伦在《兰溪棹歌》中,把活跃的鲤鱼与寂静的凉月、山色对映描绘,使江上的景色静中有动、生意盎然:“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王维的《洛阳女儿行》反映了人们对鲤鱼的珍爱:“洛阳女儿对门居,才可容颜十五余。良人玉勒乘骢马,待女金盘鲙鲤鱼。”
唐章孝标《鲤鱼》:“眼似真珠鳞似金,时时动浪出还沉。浪中得上龙门去,不叹江湖岁月深。”鲤鱼不论品种都充满活力、善跳跃,就有了“跳龙门”之说,龙门作为地名,《辞海》载有10多处;跳“龙门”的龙门,指山西河津西北、陕西韩城东北的地方,那里分跨黄河两岸,形如门阙,相传为夏禹导河至此,凿而通疏。《三秦记》中云:“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不登者点额暴腮。”神话流传下来,鲤鱼就成了一种代表和象征:“龙门喻高名硕望,凡得其接引而增长身价者,谓之登龙门。”“登龙门”之说,由鲤鱼跳跃而来,但它的引用和解释,却因时代和阶层的不同而异。
千百年来,人们在对鲤鱼的观察和亲切接触中,生产出种种精神上的“附加物”,寄托着多个阶层人群的理解和愿望,逐渐形成了丰富的“鲤鱼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