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纪

小麦、高粱、荞麦，穇子、黍，曾是故乡的土地上常见的几种杂粮。

以种田为本的湘南乡村，很长时期以来，稻米和红薯是乡人赖以为生的主粮。在杂交水稻普遍推广之前，稻田的产量不高，普通人家很难仅仅依靠稻米和红薯，就能解决一年的温饱。如此情形之下，杂粮作为辅助粮食，对于乡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旧时的故乡，小麦是最重要的一种杂粮。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年都有大片的园土广泛种植。分田到户后的几年，村里种植小麦的人家也不在少数。小麦是先在一年的初冬播种，当园土里的红薯挖了之后，随即点种小麦。亦因此，在万物萧疏的寒冬，一片片广阔的碧绿麦苗，曾是村庄的原野上最富有生机的地方。相比此时空落寒冷的漠漠水田，麦土让人恍然如见春天的面影，而有时一场大雪下来，绿绒绒的麦苗上覆盖了厚厚的白絮，更让乡人欣喜：瑞雪兆丰年啊！

小麦黄熟之时，正值农历四月，早稻才刚插下不久。在经过了一冬一春之后，故乡的不少人家，此时廒里的稻谷和窖里的红薯已然吃光，靠着借粮来筹措一日三餐。小麦的黄熟，顿时化解了燃眉之急。割小麦多选择晴好的夏日早晨，此时干枯的麦穗不容易断折。连片的麦土里，到处是手握镰刀的割麦人。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麦秆高过人头，麦穗多芒，枯叶如剑，天气炎热，割起麦来浑身常又燥又痒，大汗淋漓。小麦割倒后，以绳子或指头粗的修长油茶树枝条缚成大捆子，一担担挑回村，置于禾场之上立着，麦穗朝上，以便让太阳暴晒。到了午后，太阳西斜，一块块大大小小的禾场上，满是打麦、扫麦、车麦或簸麦之人，男女老少，十分热闹。那时打麦的工具十分原始，一个三角木架上斜搁一块厚实的青石板，挥秆击穗，费时费力，而收割后的麦土里，最初的几天，常有老人和孩子，提着竹篮，带一把剪刀，捡拾遗落的麦穗。

村旁有一座磨坊，位于江流的上游之滨。新麦打下后，磨坊变得活跃起来，那架生着青苔的巨大水轱辘，在水流的冲刷下缓缓转动不停。每天，不少村人来这里磨麦粉，换面条。那磨坊院子里的干净空坪上，整日晾晒着细须般的新做挂面，一行行，密密集集，如瀑如帘，远远就能闻到独特的芳香。

种小麦的那些年，乡村的习俗也因之而改变。在新麦收割之后的端午节里，故乡人家都是蒸馒头吃，圆圆的是实心馒头，半月状的是包了红糖的，垫在新摘的梧桐叶上蒸熟，原色原味，清香甜美。于今怕有三十多年不曾吃到了吧。

吃过端午节的新麦馒头不久，春天种下的花麦又到了收割时节。花麦学名荞麦，生长期短，在昔日的故乡，通常种两季，夏收一季，冬收一季。花麦耐贫瘠，乡人多播种在劣质园土，或者挖垦后的油茶山岭的树间空地上。花麦是红秆子，心形叶，开碎白繁花，结坚硬的三角状黑籽粒。花麦长得不高，带秆割下后，用箩筐或筛子挑回来，铺在禾场暴晒。傍晚，再以小木棍击打脱粒，俗称打花麦棍。花麦棍通常成双使用，大小如指，长二尺许，双手各执一根。打花麦时，人蹲在地上，两手挥舞棍子，对着面前的花麦敲打，轻快、迅疾，富有韵律，宛若手舞。旧时在生产队，众人一齐打花麦的场面十分美好而壮观。

同花麦一样耐贫瘠的，还有穇子和黍，它们产量不高，村人多以山边贫瘠园土播种。童年时代，穇子是我们尤为喜爱的，原因在于那扁扁的秆茎嚼来味甜，因此在它们成长的过程中常为村童所偷折。穇子的穗像大鸡冠，又像指爪，在茎端举着，茸茸的，厚厚的，十分粗糙。黍的植株则像一丛巨大的兰花，结的大穗子像一条狗尾巴，成熟后，黄黄的，向下垂着。穇子和黍也有一个共同特征，籽粒细微如砂。农历六月间收割穇子和黍时，也与众不同，通常是以镰刀仅割取穗子，秆茎则日后再割倒，晒干了，一把火烧掉，给贫瘠的土壤增添肥力。割来的穇子穗和黍穗，铺于禾场暴晒，以连枷重击，获取籽粒。待收拾妥当，去除杂质，箩筐里的有限收获也是十分可爱。

相比而言，园土里的高粱成熟得晚，砍割高粱通常在早稻收割之后。而且高粱出穗有先有后，成熟有早有迟，同一块高粱地里，砍割穗子也要分好几批进行。故乡的高粱，普遍是高秆高粱，远比成人还高，穗子又长又大，状如公鸡尾巴，十分漂亮。故乡人家种植高粱，除可获得籽粒做粮食外，以木槌击打脱粒之后的高粱穗，也是日常扎制扫帚所必备。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以上的几种杂粮里，高粱是分田到户之后多年，最后从故乡的土地上消灭的，它逐渐消失于塑料扫帚普及于农家庭院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