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明

●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的创作丰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时期”。洪子诚认为：“‘新时期’存在着如‘五四’那样将人从蒙昧、从‘现代迷信’中解放的‘启蒙’的历史任务。”进入新时期以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文艺界的流行话语，而文学无疑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他还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段论述足以见证，艺术自身有着势不可挡的发展动力。

新时期党给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1980年到1981年，中央先后在西藏、云南、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召开民族问题会议，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少数民族文学系，同时获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1年《民族文学》创刊，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和中央民族学院藏缅语族语言文学博士点获批，这些都进一步激发了藏族作家和学者创作文学作品、开展文学研究的热情。进入新时期，文学作品成为作家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同时，改革开放前行的步伐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性得到进一步认同，主体性得以回归。

新时期，书写生活、反映时代、讴歌生活成为文学的主流价值取向。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新时期文艺发展再次指引了方向。新时期，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进步和文学、科学的设奖、评奖，尤其是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奖项的设立，拓宽了文学发展前景，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增强了藏族作家的创作自信。格桑多杰、益希单增、益希卓玛、擦珠·阿旺洛桑、饶阶巴桑、伊丹才让、丹真贡布等藏族作家率先接受新的文艺思想，沿着党的文艺政策导向创作了歌颂祖国、讴歌党的文学作品。

新时期得益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指引与奖励机制，藏族文学迎来了创作的黄金期，出现了紧密契合时代主旋律的作品。如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七年时期开始写作）、益希卓玛的《清晨》《娜珍走向太阳房》、多杰才旦的《走向新的草场》、益希单增的《真金》、意西泽仁的《月光照在帐篷上》、尕藏才旦的《最新最美的画》《重逢》《三送冬肉》《三月花芳香》、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小说，意西泽仁的《草原日出》、完玛央金的《遥远的歌声》、杨贵平的《多情的草原》、野鹰的《阿力克草原的早晨》、益娜的《海思》《草原在呼唤》《青龙和他的子孙》《绿色的乡思》《我的心在雪乡》等散文，伊丹才让的《雪狮集》、格桑多杰的《牧笛悠悠》、端智嘉的《晨曦集》、列美平措的《孤独的旅程》《心灵的忧郁》、饶阶巴桑的《云之歌》、贡卜扎西的《星，祖国会唱歌的星》、班果的《雪域》、丹真贡布的《祖国》《春愿》《献给家乡的花》、阿来的《哦，川藏线》等诗歌，益希卓玛的《日喀则的时代脉搏》《青藏高原上的太阳房》《人类建筑史上的大革命》等报告文学。这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佳作，进一步繁荣了中国当代文学。

这一时期出版的最具影响力的藏族作家长篇小说有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益希卓玛的《清晨》，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迷茫的大地》，班觉的《绿松石》，多杰才旦的《又一个早晨》，丹珠昂奔的《吐蕃史演义》等。红色家庭出生的益希单增始终以感恩之心创作文学，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小说塑造了德吉措姆和桑杰普珠等一大群聪明智慧、勤劳勇敢、富于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与农奴主的曲折斗争歌颂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气质等，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英雄气概。《迷茫的大地》是益希单增献给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的厚礼，小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将视野聚焦于以陈营长为代表的驻藏部队，集中突出他们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与广大藏族同胞建立“鱼水之情”的军民友好关系。小说塑造了一位反面人物贵夫人，她两面三刀，施以诡计，阻碍解放军开展解放西藏的思想工作，但广大藏族同胞拥护党的政策，坚持党的路线，听从党的领导，他们和解放军同心协力，圆满完成了西藏解放的大事。小说一再证明，历史是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是广大藏族同胞的领路人。

扎西达娃是西藏继降边嘉措、益希单增之后，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新时期以后他的创作几乎成为西藏的一面旗帜，自1979年小说处女作《沉默》发表，相继创作了中短篇小说《没有星光的夜》《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的岁月》，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多个奖项，出版了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散文集《古海蓝经幡》，并担任过多部影视剧编剧。扎西达娃写出了西藏的神奇与魔幻，为自己赢得了“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的开创者”等多个标签。拉巴平措、旦增、央珍、吉米平阶等都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拉巴平措的《三姊妹的故事》、旦增的《神的恩惠》等都充满了强烈的控诉性与批判性。吉米平阶的《北京藏人》、央珍的《无性别的神》等小说深沉书写了人的生存境遇，充满了人道关怀。此外，巴桑罗布、通嘎等都是新时期比较优秀的作家。由此看来，解放军进藏、西藏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的胜利等都迎来了文学发展的新境遇。本时期在党的文艺政策引领下，藏族文学出现了“以高原簇拥高峰”的文学丰收。

新时期，益希卓玛的长篇儿童小说《清晨》，以“清晨”象征藏族地区旧社会的结束，朝霞万道、金光四射的美丽清晨到来。小说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帮助藏族人民战胜阶级压迫，获得自由幸福生活的宏大题材。作品以小巴丹阿爸的悲惨遭遇和小巴丹成长的曲折故事为主线，歌颂了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的大无畏精神。小说中巴丹的阿爸因向乡亲们宣传解放军要修一条幸福路，宣传解放军和藏族同胞是一家人，被残匪和反动头人残杀。他的阿妈也被剜去了眼睛，而他被残匪扔在山谷里喂狼，是解放军把他从“虎口”里救了下来，小巴丹虽然失去了自己的家，但他在党的指引下，找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又有了更多的亲人——解放军。在党的呵护下，小巴丹穿上了新衣服、新皮鞋，吃上了可口的饭菜，而且还被组织送到北京学习。小说一再表现出党就是人民群众的救星，人民群众只有依靠党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新时期以来，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引领下，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勃兴中，阿来无疑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阿来的激情最早是以诗歌形式迸发出来，新时期以后，他在民族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中逐步成长成熟。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主流文化的思考。在此基础之上，藏族文化的影响和对藏族历史的熟知，多维文化、多重智慧共同凝聚出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新世纪初，这部小说摘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桂冠。这部小说成为重新认识阿来的途径，也预示着在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中国社会从新时期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中，藏族文学创作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

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完成了对藏族作家的启蒙任务，使他们自觉更新话语体系，沿着党的文艺路线开启了文学创作的“富康”与“经典”之路。

●新世纪党的文艺政策指引下的创作转向

新世纪以来，党对文艺政策的指引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多个层面上。除了指引文艺思想、确立文艺方向、实施文艺方针之外，党还以文化部门为主导，以文联作协团体为力量，以文学出版和报纸刊物为平台，组织文学合理运作、健康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学机制和文化体系。力求作家坚定文化自信，聆听时代声音，创作出与时俱进的文学作品。新世纪以来，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人民立场”“讲好中国故事”等政策观念的提出，全面建构了新世纪的文学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老一辈藏族作家吉米平阶、意西泽仁、阿来、扎西达娃、完玛央金等人和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藏族作家紧跟时代步伐、转变创作观念，力求文学创作与时俱进。

新世纪以来，次仁罗布、万玛才旦、梅卓、尹向东、扎西才让、牧风等一大批年轻藏族作家浮出、崛起，他们以身垂范，引领不少藏族新人作家共同走进新世纪。新世纪初，文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创作原则，使得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追求文学的真善美，追求文学艺术的完美。在党提出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丰富全民精神世界、弘扬民族精神等呼声的指引下，出现了书写青藏高原上藏族人生存精神的系列小说，包括扎巴的《寂寞旋风》、阿来的《瘸子，或天神的法则》、次仁罗布的《红尘慈悲》、旦巴亚尔杰的《黑虎》、仁真旺杰的《那轮雾中的月亮》、梅卓的《麝香之爱》、尹向东的《牧场人物二题》、何延华的《嘉禾的夏天》、央今拉姆的《风之末端》、阿布司南的《青稞架上的舞灵》、洛桑卓玛的《其米比嘎》等。同时出现了以表现生命平等为主题的小说，如德本加的《哈巴狗收养记》、格绒追美的《我是一只老去的藏獒》《杀手》等。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成为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引。总书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学繁荣结合起来，提出了文艺作品应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的审美追求，要求作家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指引下，藏族文学出现了一批高格调、大气象的作品，如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小说集《强盗酒馆》《放生羊》、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塔洛》《气球》、白玛娜珍的长篇小说《复活的度母》《拉萨红尘》、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王小忠的小说集《五只羊》、扎西才让的诗集《大夏河畔》《桑多镇》、刚杰·索木东的诗集《故乡是甘南》、祁翠花的长篇小说《九九重阳》、牧风的散文诗集《青藏旧时光》等，进一步繁荣和充实了中华多民族文学。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藏族作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的使命担当与价值导向。阿来、万玛才旦、王小忠、南泽仁等作家诗人创作了具有深刻启示价值的生态系列小说和散文。阿来的小说《三只虫草》《天火》、王小忠的小说《小镇笔记》《做珠记》等以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造成的破坏为叙述视点，讲述当下生态破坏的惨痛事实。扎西才让的小说《山神永在》、王小忠的小说《天边的月亮湖》等作品通过书写藏族文化中“生态敬畏观”引发了集体无意识的生态保护启示。王小忠的散文集《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阿来的小说《已经消失的森林》等作品中，作者深入自然实地，以纪实的笔墨有理有据地记录了严酷生态下牧人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意义。新世纪的几部散文集如完玛央金的《洮河岸上》、南泽仁的《远山牧场》《戴花的鹿》等是以平静淡雅的心态描摹出没有惨遭破坏的自然生态中人们的诗意生活。

新世纪在藏族汉语诗歌创作方面，沙冒智化无疑是西藏最具诗性的年轻诗人之一。2014年出版诗集《光的纽扣》，之后又相继出版了《掉在碗里的月亮说》和《月亮搬到身上来》两部诗集。在诗集中，诗人将新时代的幸福生活与美好人性作为呈现层，把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书写的核心旨归，努力实现了新时代藏族诗歌理应承担的艺术使命。尤其是《掉在碗里的月亮说》中，诗人以农耕文明、高山文明、江河文明等中华文明为背景，书写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美好生活，以朴素的诗歌语言回归到“诗歌即生活”的文学现场，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诗歌宏大内核与艺术格调，而且他的双语思维，极具张力的诗性空间与出其不意的跳动语言，都表现出中国语言文学的博大与深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