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明
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艺政策的一项重要创作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出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思想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在这一政策指引下，以文学书写民族文化成为新世纪文学最亮丽的主题。“格萨尔文化”“藏族非遗文化”等成为文学表现的新题材。藏族民间传唱的格萨尔史诗是中华民族最长的英雄史诗。新世纪以来，书写格萨尔文化、塑造格萨尔形象成为文学的主要题材和艺术旨向，如阿来的《格萨尔王》、次仁罗布的小说《神授》、江洋才让的小说《马背上的经幡》、王小忠的小说《铁匠的马》《草原小骑手》、格绒追美的口述史诗《格萨尔王传》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格局”即56个民族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由此构成了“多元一体”的创作意识。在中华民族传统工艺中，藏族的唐卡、民间石刻、藏戏等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藏族作家在维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前提下，表现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梅卓的小说《麝香之爱》、万玛才旦的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尹向东的小说《风马》、扎西才让的诗歌《桑多镇》、牧风的诗歌《青藏旧时光》、刚杰·索木东的诗歌《故乡是甘南》、花盛的诗歌《党家磨3号》等都不同程度地书写了藏族非遗文化的审美特质与传奇价值。梅卓的短篇小说《秘密花蔓》以唐卡为线索叙述了一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小说将唐卡文化的艺术尺度与民间信仰结合起来，完成了一次神秘叙事。万玛才旦在短篇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以非理性的手法讲述了藏族民间石刻艺人的工匠精神；王小忠的短篇小说《羊皮围裙》表现了科技时代里民间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所面临的困境，深刻再现了作者对民间工艺文化传承的焦虑；尹向东的长篇小说《风马》以民间刻印文化“风马”命名，书写康巴人的生存精神。
新世纪以来，藏族文学中依然有表现主旋律题材的作品，降边嘉措的纪实文学《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尕藏才旦的长篇小说《红色土司》，扎西措的小说《启明星》等深刻表现了深情厚谊的藏族地区革命历史，再现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事迹。才朗东主的短篇小说《石头糖》，万玛才旦的小说《塔洛》等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回应。《石头糖》最初发表于《西藏文学》2019年第4期，后又被《小说选刊》2019年第10期转载，并刊登于“我和我的祖国”栏目首篇。小说展现了新时代一个普通藏族牧民的雷锋精神，他身上的人性美正是作者才朗东主对中华民族美好品德与民族精神的再现和书写。《塔洛》表现了一个淳朴牧羊孩童所秉持的“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康巴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深刻书写了康巴籍抗日远征军的感人故事，呈现了藏族人民参与抗战、自觉参与“多元一体”国家建构的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党始终更新文学创作观念，力求文学与时代共命运，与人民同呼吸。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新时代的几部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集，无疑是这一精神的回应。2022年藏族作家严英秀出版了散文集《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和《走出巴颜喀拉》之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狂流》。如果说两部散文集是作家个人真实生活的书写，那长篇小说《狂流》则是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印记，这部小说是作者严英秀大学校园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最深刻的结晶，小说中处处充满了岁月的伤痕，小说中一群年轻人跌跌撞撞从新时期走进了新世纪。小说中的师生恋、同学恋，最后落实到了乡情恋，无一不说明作者感知生活与洞察生活的敏锐。2022年10月尼玛潘多出版了长篇小说《在高原》，小说写汉族人在高原奋斗史的同时，十分巧妙地融入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使小说充满了“励志”性价值。《民族文学》2023年第6期扎西才让中篇小说《敬礼》引起了学术界的一波热议，《敬礼》在利与义中检视了人性向善向美的价值观。2023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何延华的中篇小说集《寻找央金拉姆》，小说表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作者深入实地，亲身体验，写出了新时代人性的美好。王小忠2023年底出版的儿童系列小说《草原小曼巴》《草原小骑手》书写了在牧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藏族地区儿童成长的快乐。达真发表于《民族文学》2024年第2期上的长篇小说《家园》书写了川青藏交界地带，藏族地区社会从当代到当下的“山乡巨变”，进一步凸显了多民族融合的事实。《民族文学》2024年第5期江洋才让的小说《牛皮绳上铃铛响》讲述了人性复杂的同时，呈现了美永远属于好人的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党的文艺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藏族作家以现实主义和历史抒情为两大维度，并借以中国经验全面书写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食粮，它在鼓舞人心、反映人民真实生活和宣扬真善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学记载着我们伟大时代的历史变化。100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遵照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才能不断繁荣、不断出新，硕果累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