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书/文 范河川/图
作为长期浸淫康巴文化的报人，笔者毫不夸张地说，《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是一部康巴文化研究的皇皇巨著，是人们走进康巴文化的一扇门。该书，必定流传于世。
一
阅读轻快，是《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给人的第一感受。一本书，能否让读者有耐心读下去，语言是关键。尽管，该书论述的是地域色彩浓厚的康巴文化，然而，却很少用生僻词语。相信，即使，没有康巴文化教育背景的读者，也会轻松进入。
专业书籍或者说文化研究书籍，传播中，面对的最大难题，应该是作者的表述与读者接受之间的距离。专业书籍，作者写作时，往往注意力在于作者的观点，而作者的观点，与读者当下所关注的，常常并非为同一关注点。如康巴文化，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是小众的。如此小众研究，读者阅读时常会有障碍。然而，这种障碍感，在《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中却不存在。
《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是如何做到，将小众研究与广大读者阅读期望，丝滑连接？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手法。
跳出康巴文化，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该书全新的研究视角。该视角，让作者在论述时，不仅局限于康巴地区读者，而是面向全国。这让作者在写作时，视野开阔，即使专有名词也做到浅显易懂。
正因为作者的胸怀，将地域文化与全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如此，广大读者也就可以进入作品，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心理差距得以消融。
二
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作者巧妙地将康巴文化纳入整个涉藏地区乃至中华文明史的宏大框架之中。往昔那些零散分布、犹如繁星般各自闪烁的史料，在此得以被精心梳理整合，如同一串完整而璀璨的历史项链，全方位地展现于世人面前。
作者的这份匠心独运与深厚用意，从该书的篇章架构便能清晰洞察。全书共划分为14个精心编排的章节，涵盖了《康巴传统文化溯源》《康巴文化的结构分析》等丰富内容。从吐蕃以前藏民族聚居区与康巴文化的矇眬初现，到吐蕃时代康巴文化的源流发展；从吐蕃分裂时期的曲折变迁，历经元朝西藏政教合一的开端、明朝治藏策略下康巴文化的繁荣盛景、固始汗带来的深刻影响，再到清朝治理康巴地区的政治军事实践以及土司文化的独特印记；还包括康巴地区部落文化的鲜明特色、康巴红色文化的简要回溯、经济文化的精炼阐述以及藏族风俗文化的生动呈现。透过这14个章节的层层递进与有机串联，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的研究视野是跨越时空界限的，是深植于大历史长河之中的深度探索与全景式考量，彰显出作者对康巴文化在宏大历史语境下的精准定位与深刻理解。
得益于作者的大历史观，该书才具有极为显著且多维度的学术价值。往昔呈分散碎片化状态的康巴历史得以被系统地梳理整合，清晰而详尽地重现于读者眼前。这一呈现方式犹如拼图一般，将散落在岁月长河中的历史片段一一拾起，拼接成一幅完整且连贯的康巴历史长卷，使康巴地区的发展脉络、重大事件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历史轨迹一目了然，为深入研究康巴地区的历史演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蓝本。
从其重大突破层面来看，作者运用全新的资料、创新的方法以及独到的观点，成功地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全书始终。在民族认同方面，援引如《汉藏史集》中“最初，在玛卡秀堆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藏、蒙古。”等极具权威性与历史性的典籍记载，深刻揭示了各民族之间在根源上的紧密联系与同源性，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从文化认同角度出发，作者巧妙借助丰富的考古成果进行深入剖析。这些考古成果犹如历史的无声见证者，以实物的形式诉说着康巴地区与中华民族在文化层面的交融与传承，通过对出土文物、遗址遗迹等考古发现的解读，进一步阐明了康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认同维度上，以“桃花石”“顿渐之争”“土司文化”等典型的历史现象与文化符号展开解析说明。“桃花石”这一独特称谓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反映出当时康巴地区与中原王朝以及其他地区之间复杂而多元的政治联系与文化交流；“顿渐之争”则体现了在中华大地上不同思想（佛教为代表的现象）的碰撞与融合，而这种文化与宗教思想的交流互动又与当时的政治格局相互交织影响；“土司文化”更是康巴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治理体系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土司制度的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其在地方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康巴地区在中央政权管理下的政治认同演变过程。
所以，笔者认为：该书不仅在康巴历史的整理重现上有着卓越贡献，更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从民族、文化、政治等多方面认同进行深入研究与阐释，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为康巴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都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与坚实的理论依据，有力地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向更深层次、更广阔维度的拓展与延伸。
在作者宏大的历史观视野之下，康巴地区的历史画卷得以徐徐展开，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与此同时，康巴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所蕴含的深远意义，也被一一揭示与彰显。笔者在细细研读该书之后，内心深处涌起一种强烈的感受：坚信广大读者在翻开《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的那一刻起，便会逐渐深入地了解康巴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由衷地喜爱上这一绚烂多彩的文化瑰宝。
而《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读者阅读之后，成功地激发起他们对康巴文化的热爱之情，依笔者之见，除了得益于作者秉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宏大历史观之外，还与作者别具一格的全新写作方法紧密相连。
三
此书有别于某些单纯依赖资料堆砌进行研究的学术著作，它巧妙地将田野调查的鲜活实践与严谨的理论深度融合。凭借田野调查所积累的丰富亲身经历，作者仿佛拥有神奇的魔力，能够引领读者悠然穿梭于康巴地区广袤无垠的山水之间。原本枯燥乏味、晦涩难懂的史实，也正因如此而被赋予了灵动的生命力，变得鲜活生动、饶有趣味起来，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般感受康巴文化的魅力与底蕴。
田野调查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它是作者在康巴地区耗费半生心血生活与工作所凝结而成的珍贵结晶。作者自开启三岩帕措文化研究起，便毅然踏上了漫长而意义深远的康巴文化研究征途。他的足迹遍布康巴大地的每一寸土地，甘孜州的所有乡镇都留下了他深入探寻的身影，多达70%的村落有他走访交流的痕迹。他在与众多专家学者的交流中聆听不一样的历史解读，从而积累了海量的第一手资料。这般扎实且深入的田野调查，着实令人由衷钦佩与敬重。故而，《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堪称一部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康巴文化研究佳作。如此饱含心血的作品，能够深深打动读者自是在情理之中。诚然，一部洋洋洒洒50多万字的学术著作，要达成这般震撼人心的效果，其创作历程之艰难困苦，唯有作者本人能够深切体会。即便作者在后记中有所提及，但那寥寥数语远远无法尽述其中的千辛万苦。因此，笔者在此郑重而言，《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不仅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更是作者满怀深情与热爱的情怀之作，它承载着作者对康巴文化无尽的眷恋与执着的追求。
四
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作者研究手法、作品整体呈现以及带给读者的感受之外，笔者还从该书指导教授何国强处获悉，此书能够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其在学术层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亮点纷呈：
其一，运用全新资料与独到视角，厘清了原本模糊的概念。使人们对康巴地区人口所分布的地域概念有了清晰而透彻的理解。
其二，针对“白狼”与“白兰”译音所产生的地域偏差，凭借新资料与新观点予以详细说明并纠正。东汉时期涉藏地区东部（即原西康省部分地域）的《白狼歌》，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高度认同的有力明证。
其三，以新颖资料、独特方式及创新观点，对明朝中央政府治理康巴地区的历史进行了补充完善。尤其在白利土司的历史梳理上更为详尽；同时，客观阐述了中央政府支持丽江木氏土司进入康巴地区以制衡吐蕃的战略布局，纠正了以往片面强调丽江土司“入侵”康巴地区或康巴民众“抵抗入侵”而忽略中央治理边疆策略的认知偏差。
其四，借助新资料、新方式与新观点，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书写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从元朝大一统、固始汗统治直至清王朝的治理策略，对康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进行了清晰梳理。
其五，运用新资料、新方式与新观点，系统梳理藏传佛教的政治属性，使这一复杂的宗教政治关系得以明晰呈现。
其六，以新资料、新方式与新观点，深入解读民主改革推翻农奴制度所产生的重大意义与深远文化影响，彰显这一历史变革的重要价值。
其七，凭借新资料、新方式与新观点，科学阐释格萨尔传唱中所涉及的藏传佛教“包装、传播、营销学”现象，为深入探究这一独特文化现象提供全新视角。
其八，采用新方法与新观点，细致分析藏民族传说（口碑古籍）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二者紧密相连的文化纽带。
其九，基于新资料（如稻城皮诺遗址等）、新方式与新观点，深入剖析考古发现所涉及的民族迁徙问题，为研究民族迁徙历史提供有力支撑。
其十，以新方式与新观点，深度解析大小金川战役对康巴地区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展现战役背后的文化变迁。
其十一，运用新资料与新观点，科学且客观地简介“利美运动”，增进对这一重要运动的全面认识。
其十二，以新观点，对工布朗结（新龙布鲁曼）这一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介绍，还原其在历史中的真实形象。
其十三，采用新方式与新观点，深入探究康巴藏民族的哲学思想，剖析礼仪、箴言、格言、谚语以及姓名解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之处，促进民族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田野调查成果《康巴文化的源流与结构研究》宛如一座桥梁，连通着康巴地区内外，是康巴地区以外的人们深入领略康巴文化魅力的必经之门；对于正大步迈向现代化建设征程的康巴地区民众而言，它更如同一盏明灯，在审视传统文化、构建新生活的道路上，投下熠熠光辉，带来极具价值与深度的启示，助力其在传承与创新中找寻平衡，于传统根基之上构筑现代生活的高楼大厦，实现文化与发展的和谐共生、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