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祖信

“沈犁郡的治所也有说在今汉源九襄的（见1982年10月编印的《四川省汉源县地名录·汉源县历史年代简表》龚伯勋《长河说古》注）”。几年前，就想写这样一篇探讨性的文章，由于著名藏学家任乃强教授及其子任新建研究员对此早有结论，也就作罢。最近，看了一些有关文章，读了龚伯勋老师的《长河说古·注》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供文友参考。

一、筰、筰人、筰都和沈犁郡

《前汉书·西域传》：“筰，渡索寻橦之国。”《后汉书》：“筰，跋涉悬渡。”《康熙字典》：“筰，音昨，竹索也。西南夷寻之以渡水，故因号邛筰，今益州有之。”唐人独孤及《四言诗》：“复引一索，其名为筰。人寻半空，渡彼绝壑。”从上面的描述可知，“筰”即在没有桥的河面上，用竹篾编成结实中空长索，架设于河两岸的溜索桥。泸定人称为“索子”，把过溜索桥称为“过索子”。

“由于秦汉之际，康东羌人与蜀邛的接触多在大渡河东岸地区，其人多靠长长的溜索来往于两岸，内地人见而骇异，故称其人为‘筰人’。筰人与蜀邛之人市易之地，在大渡河东岸今泸定县沈村。外人见筰人多聚于此，因称之为‘筰都’（任新建《论康区民族史中的几个问题》）”。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今西昌市）为越嶲郡，筰都（今泸定县兴隆镇沈村）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史记·西南夷列传》）”太史公司马迁“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的结论既准确又肯定也权威。解放后，在筰都沈村的“白马古塚”发现了汉代的砖和瓦，其砖纹为网格、车轮，和雅安市荥经县出土的汉砖拓片的砖纹一模一样，经省文物专家鉴定为“汉砖和汉瓦”，证明沈村“白马古塚”为“汉墓”而非“唐墓”。从文献典籍记载和文物古迹证实，都说明沈犁郡治在筰都（今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没有在牦牛县或其他地方。文章到此，关于“沈犁郡”及其“郡治”的问题，应该比较清楚了。

嘉庆年间《清溪县志》和《民国版·汉源县志》的“历史沿革”都记载：“武帝时，置筰都、牦牛二县，后置沈犁郡，治筰都。”牦牛县治在今汉源县的清溪镇，筰都县治在今泸定县兴隆镇沈村。因为无论过去的清溪县还是现在的汉源县，没有“筰索（溜索桥）”，更不是“筰人”聚集之地的“筰都”，不可能在那里设“筰都县”。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县范围内，设了“牦牛县”又设“筰都县”。《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我们再引一段著名藏学家任乃强教授的文章：“牦牛王，即《西羌传》中说的牦牛种，其本部在今康定折多山外的木雅乡，为纯牧国。由于他需要与蜀地进行市易，便开辟了从雅加埂逾大雪山，下磨西到大渡河岸的一条能行牛马的路。在泸定的咱威与沈村间，架设溜索桥成功后，沈村成了西南最大的农牧市易中心，称为‘筰都’。汉武帝在此置沈犁郡，领20余县。”

二、《四川通志》和《四川郡县志》有关记载

《四川通志》记：“（益州）永宁、永兴间，为李雄与李特所据。雄建号曰：‘大成’，又分汉嘉、蜀二郡之地，立沈犁、汉源二郡。”《四川通志》中的这段话来源于《晋书·地理志·益州》。任乃强教授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书中也有与二书完全相同的记载。四川井研人龚煦春在《四川郡县志·卷二》一书中则记为：“永兴元年，李雄据蜀，又分蜀、广汉置汉源、沈犁二郡。”就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把汉嘉写成了“广汉”。广汉在蜀（以蜀郡成都为中心）的东北，汉嘉在蜀的西南，距离和方向悬殊就大了。但所“立沈犁、汉源二郡”的记载是相同的。由此可知，今天的汉源县名来自当年的汉源郡。

当年的汉源郡治地，应该在牦牛、清溪或后来的汉源县境内。一个县境内不可能设两个县（即筰都、牦牛）治所，更不可能将“领20余县”的“沈犁郡治”设在“汉源郡”境内。太史公司马迁漫游归后，“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还报命（《太史公自序》）”。由于他到过“筰都沈村”，所以他的“以筰都为沈犁郡”是权威性的结论，我们深信不疑。“今泸定县之沈村，原沈边土司驻地。古今未闻有沈姓居此，蓋沈犁郡之遗字，存其音于番夷之口，传至近世者也（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为了增强文章的可信度，笔者除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外，曾几次对汉源和泸定两县进行实地考察。在纵贯泸定县境80余公里的大渡河上，就有十多道筰桥（溜索桥），加上几个渡口基本能满足古代长河两岸10多个民族的物资交流和人员往来；而在汉源境内就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溜索桥，把没有筰索、筰人的地方说成是沈犁郡（“以筰都为沈犁郡”——司马迁），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沈犁郡治在汉源，那么汉源郡治又在哪里呢？

在沈犁郡所领二十余县范围内的筰桥（溜索桥）历史悠久、实用，建造简单，是我国古代筰都夷、牦牛夷等少数民族对人类文明和世界桥梁史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