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

“陈癫子”何许人？作家陈修飞，古华长篇小说《芙蓉镇》中那个能写能唱、还能在扫大街时起舞的文艺青年“秦癫子”的原型是也。这里，先宕开一笔。陈修飞之所以能够成为《芙蓉镇》中男主人公秦书田的原型，并非空穴来风。一是他与作家古华同为湖南郴州人；二是他们都曾是郴州歌舞团的创作员。关于这个称号的由来，陈修飞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上。

古华笔下的“陈癫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灵魂有趣、豁达开朗，算得上是通透的智者。在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芙蓉镇里，鱼龙混杂，形形色色——有见风使舵、巧嘴利舌的；还有手辣脚狠、面善心毒的；当然也有与人为善、舍己为人的人。长篇小说《芙蓉镇》中塑造的秦书田这个人物，在无法“兼济天下”时，他只能“独善其身”，揣着明白装糊涂。人们不理解他，说他是癫子，他并不争辩，整天乐呵呵，时常边干活边哼着“咪咪索，索咪来咪多来拉多索索”的调子。现实中的陈修飞呢？与秦书田有相似之处，也有根本的不同。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每当我经过清远城市广场北门街——陈修飞生前住所时，我总会想起当年采访他的情景，以及他给我印象深刻的三句“癫话”。

北门街车水马龙，一切仿佛还在昨天。那是我从企业刚到《北江》杂志工作不久，便接到采访作家陈修飞的任务。我拨通了他的电话，说明意图，“到我家里来吧。”陈修飞先生在电话那头爽快地答应了，并自定了采访时间。

在此之前，我与陈修飞先生见过几次面，还一起参加过市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但没有深入交流。印象中，他说话幽默，喜欢把花衬衫扎在裤子里，出门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偏头走路，步履矫健。看上去完全不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作家，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17岁出版诗集《一台打谷机》、戏剧集《割叶》和短篇小说集《翠姑娘》；19岁被列入湖南省“八大知名作家”行列；1957年因文章问题受批判划右。1979年平反，调郴州地区群众艺术馆任主管文学的副馆长。1994年，陈修飞应聘到广东清远任《经济协作报》总编，后任《工商时报》副总编。1998年应聘任清远市艺术研究室副主任，并由清远市委派遣，连续三次到县（市、区）挂职。他深入生活、勤奋从事专业创作，报告文学等著述最为丰硕。主要代表作品有：《广东在消灭贫穷》《怒遏惊涛》《我的海南之旅》《郴州之星》《五岭明珠》《在少年犯中间》《京广铁路劫车匪》等。

陈修飞是个创作态度严谨、社会知识丰富、艺术素养精湛、写作激情旺盛的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创作起步早、积淀厚实、题材广阔、场面恢宏、形象众多、想象生动、思想丰富，作品构思与叙事驾驭力强。他曾连续四次获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连续五次获全国大奖……

穿过热闹的大街，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我叩开了陈修飞先生家的门。

“三天不干活，就会饿死！”

一进门，陈修飞先生就直接把我领进了他的书房。房子虽然是步梯房，有些年头，但宽敞明亮，左右两边各立着一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中外文学书籍。其中，很多都是早期的版本，还有不少大部头和经典精装本，显得格外珍贵和雅致。靠近写字台右边的书柜，还分层分格放着他已出版的多部著作和各个时期已写及待写的原稿。

在陈修飞先生眼里，这一张张皱巴巴、破破烂烂的纸片，记录着他的灵感，凝聚着他的心血。一个用文件袋装起的两份资料，更让他如视珍宝：一份是1956年12月20日和1957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两篇散文《穿蓝夹克的人》和《湘南道上》；另一份是1958年3月号上海《萌芽》文学月刊发表的他那篇1.8万字的中篇小说《抗旱的日子里》。

看了这些资料，我在想：为什么陈修飞先生在写作上发端得那么早，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绩呢？通过采访得知，原来这主要得益于他最初所打下的扎实的文学功底。20世纪40年代中期出生于湖南郴州的他，小时进过私塾，6岁开始由时任小学校长的父亲发蒙，亲自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再读《论语》《孟子》。那时是读死书、死读书，下硬功夫，教一段要背一段，整本书背完再学第二本，所以至今他对这些读过的国学名著十分熟悉，很多篇都能背得出来。

后来，陈修飞先生考进了湖南省湘江文工团，当一名小歌剧演员。当时团部宿舍设在省文化厅内，该厅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室。勤奋好学的他利用这个条件，几乎读遍了当时所有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法兰西文学、古希腊文学以及奥地利、德国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大量的阅读，加深了他的文学修养，为后来“下笔如有神”打下了坚实基础。

虽然著作等身，陈修飞先生从不满足。他为自己制订了近期和远期的创作目标，比如今年写什么、完成多少字，明年写什么，都有详细的计划。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三天不干活，就会饿死。”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其实这与陈修飞先生的特殊生活经历有关。1956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在这一背景下，他写了一篇论文《是什么阻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可在半年以后，风气就变了，陈修飞因为此文受到公开批判，被划成右派，开除了公职，被送去基层劳动。在此期间，他在莽山开发过原始森林，在宜章锡矿洗过锡砂，当过铁路修建工，还挖过煤。1957年至1979年间，陈修飞没再握笔写过一篇东西。讲起这段令 他终生难忘的经历，陈修飞先生用调侃的语气说：“22年里，我的钟摆完全停止了。”

因此，“三天不干活，就会饿死。”这句话一方面体现了作家写作的紧迫感（经济是其次），另一方面表明他那已摒弃忧患寻常事的胸怀，想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陈修飞先生才“无需扬鞭自奋蹄”，不教一日闲过。自1994年引进到清远后，他把自己最喜欢的诗歌、小说放到了一边，服从清远市委的安排，把关注的方向转到了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上，刻苦勤奋，努力创作，为清远经济社会发展鼓与呼。

靠着七分跑、三分想和一分写，他在三个县、区挂职期间，创作完成的长篇报告文学《广东在消灭贫穷》《怒遏惊涛》，长篇小说《山恋》和长篇报告文学《小康之路》分别荣获广东省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实现了个人文学创作的“四连冠”，也创造了清远文学和广东文学的一个奇迹。

“过不了黄河，算啥本事？”

谈起文学，陈修飞先生滔滔不绝，格外兴奋。在他看来，文学就是写文章的学问。一个作家，必须用作品说话，靠炒作不行，只有实力才是最重要的。他说，现在我们周围，有文字能力的人很多，但文字能力并不等同于写作能力，写作能力是一种更高档次的文字能力。

作为当时清远市仅有的5位中国作协会员之一，陈修飞先生出书近20本，有一半以上获得过中央、省市的各种奖励。可以说，他写作上的成就同国内其他一些有名气的作家相比，毫不逊色。他经历丰富，很有思想。他写的《当代中国需要巴尔扎克式的作家》在2010年10月27日《文艺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2011年3月2日，该报再次发表他的《文学与年龄》，文章指出，一个人做事能力很重要，热爱工作更重要。人总是因人而异的，花有百样红，人与人不同。光看生理年龄不科学。一个作家的职业生命是以他的写作生命来判定的，他能不能工作，主要就是看他还能不能写作。这篇近3000字的文章，针对片面排老现象，鞭辟入里，据理力争，力透纸背。

对于爬了一辈子格子、本应该颐养天年的陈修飞先生来说，创作成为他毕生的追求。2005年开始，陈修飞先生担任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的兼职教授。他除了每周一次给大二、大三的学生上两节《中外文学欣赏》课外，其余时间均在家阅读和写作，过着一种名副其实的专业作家生活。他将一天的时间分成三个时段，安排得科学合理，井井有条。

第一时段是上午10点半之前，这段时间最宝贵。他说：“经过一夜的休息，这个时段人精神饱满，头脑清醒，是写作的最佳时机。”所以，在这一时段，他非写不可。到10点半以后，如果妻子不在家，他就会自己上街买菜，充当家庭主妇。陈修飞先生有一手漂亮的烹饪技术，他的萝卜炖肉，堪称一绝。中饭后，他会休息40分钟到1个小时。然后，进入第二个时段——下午1点到3、4点，他力争投入写作。尽管住在市中心，但他身居闹市，心无旁骛，在闹中求静，平时很少出门。他不打球，也不参加其他健身运动项目。多年以来，他养成了骑单车当成健身方式的习惯。第二时段写作结束后，每天下午4点左右，他都会骑着单车四处转悠。晚饭后，他在椅子上躺半小时。等精力恢复了，进入他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主要是阅读他自费订阅的十来种报刊。所以在清远这些年来，他不但写作量惊人，阅读量也同样惊人，他是以阅读来补充写作的不足。

谈起对地方文学的看法，陈修飞先生说：“身边有志于写作的人很多，有水平、有成就的也不少，政府也很重视对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但从整体上，我们的标尺还应该放得高一些，不要仅仅满足于出版了多少本书。那种自费出版、自己决定取舍、自己当编辑出版的书，不容易显出水平。真正难的是发表，我们应该多往难的地方跑，把‘重出版轻发表’的观点倒过来，跳出‘清远水平’，过黄河长江，到省外和国家级大报大刊上去竞争，那才真正是提高和显示自己水平的好地方。”

“不要叫陈老，叫我老陈。”

文人相轻、倚老卖老，是文化界的常态。摆资格、装大神、好为人师……这些人，“老”的不是年龄，而是他们的心态。他们害怕被人取代，不惜用侵犯别人界限的方式，打压他人。对此，陈修飞先生很是不屑。虽然他有称“老”的资历和资本，但从不以“老”自居。

他成果甚丰，先后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山恋》《楼兰王国》《阿牟》《割叶》，中短篇小说集《痴情少女》《翠姑娘》，长篇纪实文学《浴雪奋战》《智歼路匪》，长篇报告文学《小康之路》《林奕兴》《怒遏惊涛》《珍贵的夏枯草》《广东在消灭贫穷》，长篇旅游文学《我的海南之旅》，诗集《春》等20部作品，300多万字。其业绩分别收入《湖南当代作家小传》《中国当代文艺家传略》《中国当代作家辞典》和《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年近七旬，仍笔耕不辍，时有佳作见诸《文艺报》《文学报》等国内各大报刊。

作为一名湘籍作家，陈修飞先生视清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用心用情用功抒写脚下这片土地。他凭借扶贫专题的系列文学作品获得社会和政府授予的许多荣誉。其中，《小康之路》以原欠发达地区奋斗奔康为主题内容的长篇报告文学，有着更为恢宏的全局全景视野，反映了清远人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群策群力，战胜穷山恶水，终于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基本达到总体小康水平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奋斗历程。被行家誉为“一本高扬主旋律，而又深刻、动人的好书。”他的报告文学集《广东在消灭贫穷》与长篇报告文学《怒遏惊涛》，先后获得1997年、1999年广东“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他以自身实力和无限活力，在神圣的文学殿堂之路上坚定地前行着，给这个世界带来原本真实的感动。在他看来，苦与乐、顺与逆、悲与喜、简与繁、清贫与富庶、失意与得意，总是本质和简单。他热爱生活，平生一片心，不因人热，文章千古事，不慕虚名，目光所及的一切都是一种淡泊的风景。陈修飞先生没有假借文学的名义捞取所谓的好处，他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清远，对清远文化建设是有贡献的，不应该被遗忘。

生活中的陈修飞，不抽烟，不熬夜，不拼命，从不透支自己的健康。他认为：一个人的职业寿命应该是很长的，特别是作家，可以一直写作和思考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自认为目前第一要做好的，是要让自己以生理寿命来延长职业寿命；第二是写作。良好的心态加上规律的生活，因此无论什么时候，他看上去总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一点也不显老。他说他没有时间游玩，也没有时间苍老，觉得每一天都很充实，都很美好。难怪有人尊称他“陈老”时，他会替人家纠正，“还是叫我老陈吧”。

不服输，不服老，是陈修飞先生骨子里的倔劲。想到他一生与文字打交道，总有写不完的文章。所以，我给那篇人物专访起了一个标题：《写不完的字——记作家陈修飞》，发表在2011年第4期《北江》上。

2013年春天，陈修飞先生的生命之灯在北江边燃尽，享年73岁。

行文至此，本该划上句号，但还想赘述几句。都说自古文人多风流。在我看来，“风流”二字应从两方面解，一曰才华横溢，二曰情感丰沛。冯友兰在《论风流》时也说：“真正风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对于世人眼里的陈修飞，尽管褒贬不一，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真实、性情的文人，不虚伪，是清远文坛的风流人物。他对文学矢志不渝，始终以年轻的心态为文，即使抱病在身，仍雄心勃勃地创作他的《文学不变论》（可惜无果而终），一片痴情，令人敬佩。

几面之缘的熟人作古，当然不是我写这篇缅怀文字的出发点。而是回想起他生前的三句“癫话”的共鸣，以及随之产生的那些没法排遣的苦涩。我也有20多年的业余写作经历，能够充分理解和体味业余写作的冷暖。但是像陈修飞先生遭遇的那些情况，要是换在我身上，我想早就“金盆洗手”——放弃写作了。关于陈修飞的故事，如果全部记录下来，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大书。我这里回忆的仅仅是一个线条。陈修飞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他为清远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贡献出一切的精神，将永留我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