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登荣

章开沅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开拓性学者，有“学术泰斗”之称。他生前撰写的《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全书用60万字、100多个小节、50余幅插图，完整再现了作者九十多个春秋的人生经历。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部回忆录无所谓喜，也无所谓悲，没有慷慨激昂，也没有低吟浅唱，留下的无非是一些琐事的片段。”不过，透过作者温情脉脉、不疾不徐的讲述，可以看到，作者一生经历了无数挫折与打击，但由于心中始终有信念，终于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作者的人生遭际正好证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一书的作者，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完整地再现了自己坎坷曲折的一生。在“家世与童年”一节中，作者在书中写道：“解放前我没有固定的家。童年时期总是随着父母流转，时而上海，时而芜湖，时而苏州，时而凹山（今马鞍山），时而武汉，时而重庆。直到1938年秋天，父亲应好友贾伯涛邀请，前往赣南师管区（贾为司令）担任军需工作，母亲与他同行，我们姐弟四人（开明、开诚、开沅、开永）被送往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书，遂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在江津国立九中读书期间，安分守己、勤奋好学的他，却因一篇周记而被勒令退学；几经辗转才找到一个计政班继续求学，但又因与教官发生争执再次被开除。18岁的他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为了生存，只得去担任粮船押运员，奔波在波涛翻滚、风急浪高的川江上。后来在大哥的帮助下，谋到一份粮食部重庆仓库编外雇员的职业，负责公文抄写。面对这份职业，作者觉得：“与川江运粮相比，仓库抄写真如一步登天，既无繁重体力劳动，又无船沉人亡的危险。”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湮灭作者求知的欲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作者考入金陵大学读书。1948年，作者离开就读仅两年多的校园，前往中原解放区，进入中原大学学习，并最终留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工作。从此，他与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并在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成为大学的掌门人。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又遭遇下放农场劳动、“四清”、学术论文被批、“文革”等一系列折腾，但心中的理想之光始终没有熄灭。当拨乱反正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后，他的学术研究热情一下子释放出来，分别在辛亥革命、南京大屠杀、张謇研究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成果，成为蜚声中外的学者。

从《凡人琐事：我的回忆》一书作者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相当多的著名学者相比，章开沅既没有在大学完整学习的履历，也没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他的学术研究是半路出家的，特别是步入花甲之年后才真正开始。然而，他却凭借自己的刻苦、勤奋，成为学术泰斗。回顾他的人生，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成功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是不断向社会学习，丰富自己的阅历，扩展自己的视野。他说：“社会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无字然而更为丰富且纷繁的大书。”社会大学的磨炼，让他独具慧眼，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之路。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读书。用书籍来驱散人生不幸的苦闷，坚定人生的追求。在当川江粮食押运员、仓库雇员期间，尽管条件恶劣，生活艰苦，作者依然热爱学习。他说：“只有书斋可以解忧。阅读使我的求知欲得到某些满足，使我忘记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幸与困惑，把我引进一个虚幻但毕竟存在的精神世界中，让我充分享受思想自由飞翔的愉悦。”三是孜孜不倦、终身好学，选准方向终成大器。解放初，仅仅读了两年大学的他进入中原大学从事教学工作。面对新的岗位，他知道：“我的业务底子很薄，在金陵大学历史系读了两年多一点时间，很多必修课未读，更谈不上什么必须选读的通识课程。但革命现实的迅速发展与学校工作的紧迫需要，竟把我匆匆忙忙、稀里糊涂推上大学讲台。就像未经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的新兵，短兵相接已经容不得半点犹豫与延误，只有不顾一切奋勇向前。”正是凭借“奋勇向前”的精神，他很快成为教学骨干。在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时，他被留在华中大学任教。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他多次被下放到农场，抽调参加“四清”等中心工作，直到“文革”结束，他的学术研究才走上正轨。因此他在书中说：“严格地说，我的学术生涯其实是在‘文革’以后才真正开始，仿佛是已逾季节的迟开花朵。”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他选择在辛亥革命等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耕耘，经过几年的钻研，做出不少开拓性成果，从而名扬学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年近七旬的他在旅居国外四年回国后，面对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迁，他说：“重新认识并融入中国社会，我仍然虚心接受再教育，活到老，学到老。”因此，在研读书本的同时，他四处考察，对中国近代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正是这样孜孜以求的韧劲、钻劲，才让章开沅攀上学术研究的高峰，成为一代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