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河川
白狼与白兰古国译音之谜
白狼古国在甘孜州各县志中均有记载。《甘孜州志》亦录汉唐时期，康区存在“白狼”“附国”等多个部落集团。使白狼古国声名远扬的是《白狼王歌》。史书记载其源于雅安（筰都）地区，方国瑜教授等在《云南史料丛刊》中认为其与近代纳西族语言关系最近，且与云南历史紧密相关。另外，关于白狼的起源，众说纷纭：或言其来自青海，或指其原居四川汶山、松州，更有甚者将《白狼王歌》与彝语系相联系。由于译音问题，“白狼”与“白兰”的地域概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混淆，变得扑朔迷离。
笔者经年累月的田野调查，结合古代文献的对比梳理，证实“白狼”与“白兰”只是译音在汉史中的记载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自被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东部并与中原隔绝后，地理概念变得愈发复杂。《史记》载：“白狼在汶山郡以西（今四川茂县羌族自治县北）。”《后汉书》（卷二）有“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的记载。而关于白兰的记载则是：《册府元龟》载“白兰土出黄金钢铁，其国逐水草……以肉酪为粮，颇识文字……地宜大麦，而多芜菁，颇有菽粟，出蜀马、牦牛。”这是典型的青藏高原“四水”河谷地带的农耕特点，特别是“蜀马”与青海出的“青海骢”对比，足以证明地域差别。《北史·列传》卷八十四载：“白兰者，羌之别种也。其地东北接吐谷浑（青海、甘肃接近中原一线），西北利摸徒（今甘孜县为中心的康北一带），南界那鄂（鲜水河流域）。”《新唐书·党项传》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玲，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青藏高原东部的民族风俗。古代人地理记载多以水系、山系和部落地域划分，存在记载误差很正常。加上农区与牧区语言发音的差别，出现汉语译音的不同至今依然存在。如果拓展延伸，参考《白狼王歌》，不难发现这正是最早的西康省大疆域范围。十三世纪时，蒙古人迂回白兰道（又称河南道）消灭了大理国，甘孜州诸多县志均有途经甘孜州的记载，这也说明白兰范围的广阔。这些记载虽因水系、山系划分及语言发音差异而存在误差，但正是这些差异，为我们勾勒出青藏高原东部复杂多变的民族地理画卷。
这里需要清楚的是，青藏高原东部被吐蕃统一之前，是相对独立的地方区域。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王唐菆等一行，在益州刺史朱辅的宣抚下，牦牛徼外的白狼、槃木、唐菆等部落从筰都（西康地区）来到当时洛阳举族奉贡，并在明帝举行的宴会上献颂诗三章，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表示臣属慕化归义。正是《白狼王歌》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使得“白狼”成为当时这一广阔区域（相当于原西康省或更大范围）的代名词。而关于白狼地域的具体位置，清代以来的学者各持己见。清代黄沛翘《西藏图考》认为中心地在巴塘，雅江郭岗顶出土的白狼国精美的陶俑说明其当时文明的程度；江应梁、岑仲勉等认为中心地在凉山地区；丁的青认为在海玉树，向达认为在云南丽江……这些观点有力地印证了《白狼王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地域多样性。
那么这一区域是何时发生变化的呢？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后胜，杀白兰千余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唐会要》卷九十八记载：“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以为军锋。”《新唐书·西域传》记载：“龙朔后，白兰、舂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分析历史记载，站在整个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战略维度来看，这一区域包括川西高原及青海、云南的部分区域。
关于藏族的称谓
身边不少朋友对将藏族族别称呼为“藏”感到困惑，心中不免产生疑问：为什么不是“蕃”或“博”呢？接下来，让我们从宏观的历史视角，深入探寻藏族族别称呼的渊源。
“藏”作为固定称谓沿用至今，这一演变历程与中原地区朝代的交替更迭紧密相连，也使得汉文史籍中对藏族的称谓记载各异，常常出现地名与称谓相互混淆的情况。唐朝时期，藏族被称作“吐蕃”，其中“蕃”乃是藏语中“藏”的音译。彼时，吐蕃与唐朝交往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密切联系，“吐蕃”这一称谓也随之在中原地区广泛传播。
在汉文史料的记载中，藏族最早的族别是以“羌”“夷”的称谓出现的。而“蕃”作为国名以及民族称谓，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马桑王朝。藏史《贤者喜宴》引用《大史记》的内容称，在吐蕃统治之前，藏族地区曾先后有十个王朝执政，它们依次为：1. 挪金；2. 督；3. 森布；4. 斯拉；5. 牧或茅；6. 鬼；7. 马桑；8. 卢（龙）；9. 羯吾；10. 贡吾。在这十个王朝中，当第一代“马桑”九姓担任军事联盟首领之时，其国名叫做“博喀雅舟”。值得注意的是，“马桑”和“马羌”实际上是藏文“ma sbyang”一词因方言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读音。《藏族古代史》中明确提到“蕃人出于马桑种”，并且强调“马桑是人种始祖”。令人瞩目的是，在汉文殷商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马羌”的记载。从时间线推断，“马桑”所处的时代最晚也在商周时期。综合以上种种线索，我们有足够的依据断定，“蕃”这个名称至少拥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这一名称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承载着藏族古老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与民族发展。
宋元时期，藏族的称谓变为“乌斯藏”，有时也写作“乌思藏”。在与“吐蕃”这一称谓并行使用一段时间后，“乌斯藏”逐渐成为常用称呼。公元1247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凉州会谈”成功举行，这一事件标志着乌斯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元朝中央政府开始对其行使管辖权，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治理与管控。
明朝时期，“乌斯藏”的称呼依然沿用。与此同时，汉文史料中也悄然出现了“卫藏”这一新的称谓。在藏文的书写中，“卫藏”与 “乌斯藏”并无二致，仅是汉语翻译上的差异所致（安多语中“卫”的发音近似于“乌斯”），这种差异仅仅是源于汉文史记记载文本的不同。
随着时间的推移，“卫藏”这一称谓逐渐获得了明确的地理指向，演化为一个涵盖特定区域的地理概念，它是由“卫”与“藏”两大地区融合而成的地域统称。其中，“卫”的区域东起达达拉山，西至岗巴拉山，大致涵盖了现今的拉萨市、山南市、那曲市以及阿里地区；而“藏”，即后藏，其范围自岗巴拉山以西，一直延伸至与尼泊尔的交界地带，相当于现今的日喀则市。
岁月流转，人们在日常的使用中逐渐习惯于将“卫藏”简称为“藏”，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前藏”与“后藏”这样约定俗成的地理名称。这种简化后的称谓在实际运用中逐渐得到了大众的认可，而“藏”也慢慢成为了青藏高原主体民族的代名词。
然而，在明代，“藏”“藏蕃”与“西蕃”等称谓仍并行不悖，严格意义上统一的“藏”之称谓尚未真正确立。直至清朝康熙年间，“西藏”这一地名横空出世，藏族的称谓才逐渐变得清晰而明确。
时光荏苒，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的重要政纲，其中五族分别指汉、满、蒙、回、藏。至此，“藏族”正式取代“吐蕃”“藏蕃”等旧有称呼，成为官方认定的族称。
值得一提的是，在1945年召开的中华民国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上，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议的康巴人格桑泽仁等人提交了一份名为《请将藏族名称改为“博族”以资正名案》的提案。提案中指出：“藏”或“西藏”本质上皆为地名。就族别而言，其人民从古至今都自称为“博”……清朝中叶，“康”及“安都”两区归附后，朝廷将“昂日”“藏”“卫”三区合称为“藏”，并冠以“西”字，用以表明方位。到了民初，“五族共和”之说盛行，国人未加细究，竟将“藏”字误作族名，实在缺乏依据。此称谓沿用至今，更是将上述五个区域的博族一概称作藏族……殷切期望政府尽快将族名改称“博族”，如此方能名正言顺，因此正名一事刻不容缓。
然而，这份提案最终并未改变孙中山先生所确定的“藏”这一族称。就这样，“藏”这一称谓历经岁月洗礼，一直沿用到今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民族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