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

老屋的窗台上，那枚铜制的缝衣针依旧静静地躺在针线盒里。针身上斑驳的绿锈，像极了母亲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温柔的光。我轻轻拈起这枚针，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却仿佛能触摸到母亲手心的温度。

记得小时候，每到傍晚，母亲总会坐在那扇糊着白纸的格子窗前，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缝补衣裳。她的针线筐里总是整整齐齐地码着各色线团、碎布头，针插上别着大大小小的缝衣针，针尾处缠着一圈红丝线。母亲的手指修长，捏着针线时，总带着一种说不出的优雅。针尖在布料间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在吟唱一首古老的歌谣。

“嘶——”母亲常常会被针尖扎到手指。每当这时，她总是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一下，又继续埋头缝补。我蹲在一旁，看着她灵巧的手指在布料间穿梭，针线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补丁上的针脚细密整齐，像一行行会跳舞的小蚂蚁。

那时的我顽皮得很，裤子上总少不了破洞。每次我灰头土脸地跑回家，母亲都会轻轻叹气，然后从针线筐里取出针线。她补衣服时，总会让我坐在她身边。我常常盯着她手中的针线出神，看那枚小小的针如何在布料间游走，仿佛一条灵巧的银鱼。母亲的手很稳，针脚细密均匀，补好的衣服上，破洞处会开出一朵小小的花。

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发了高烧。深夜里，我迷迷糊糊地看见母亲坐在床边，就着油灯为我缝制新衣。她的眼睛熬得通红，手中的针线却一刻不停。那件衣服上，绣着一只展翅的燕子，每一针每一线都浸满了母亲的体温。第二天清晨，当我穿上新衣时，仿佛连病痛都减轻了许多。

母亲不仅会补衣服，还会绣花。她的手艺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每逢年节，总有人来请她绣门帘、枕套。母亲绣得最多的是梅花，她说梅花耐寒，经得起风霜。我常常看见她对着窗外的梅树发呆，手中的针线却不停，一朵朵红梅就在她的指尖绽放。那些绣品上的梅花，仿佛还带着梅树的清香。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的棉袄袖子破了个大口子。母亲连夜赶工，在煤油灯下为我缝补。灯光将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我躺在床上，听着针线穿过布料时细微的“沙沙”声，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摇篮曲。第二天醒来，棉袄已经补好了，破口处绣上了一朵小小的梅花，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出痕迹。

考上县城高中那年，临行前夜，母亲为我收拾行李，将针线盒塞进了我的包袱。“带着吧，万一衣服破了用得着。”她说。我嫌麻烦，偷偷把针线盒取了出来。第二天清晨，母亲送我到大路口，又从怀里掏出那个针线盒：“还是带上吧，不占地方。”这一次，我没有拒绝。

在县城读书的日子，我渐渐学会了用针线。每当衣服破了，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笨拙地穿针引线。起初总是扎到手，针脚也歪歪扭扭的，但慢慢地，我也能缝出整齐的补丁了。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摩挲着那枚铜针，仿佛能触摸到千里之外母亲的牵挂。

工作后，我给母亲买过很多新针，金的、银的、不锈钢的，但她始终最爱用这枚铜针。“用惯了，顺手。”她说。每次回家，我都能在窗台上看到它，安静地躺在针线盒里，像一位忠实的守望者。

前年春天，母亲病倒了。住院期间，她还不忘让我把针线盒带到医院。“闲着也是闲着，我给你补补袜子。”她靠在病床上，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缝补。我看着她颤抖的手，突然发现那枚铜针在她手中显得格外沉重。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将她的白发染成了金色，我别过头，悄悄擦去眼角的泪水。

窗外的梅树依然年年开花，只是年过九旬、两眼昏花的老母亲再也不会为我缝衣了。那枚铜针，不仅是一件工具，更是一段记忆，一份传承。它让我懂得，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往往就藏在这样平凡的物件里。就像母亲的爱，虽然无声，却温暖绵长，如同那细密的针脚，一针一线，缝进了岁月的纹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