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富华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人的脚步也开始踏上了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交会之地的雅安。最早对川藏茶马古道以及沿途风物有较为完整记载的，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

唐古柏：

一个着长袍蓄长辫的乔装者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经雅安进入康藏的外国人猛然增多，其原因是《中英烟台条约》中的“另议专条”，英国人获得了由川滇入藏的“合法”权利。此后，西方“列强”纷纷效仿。“另议专条”的背后，与雅安藏茶有关。

1856年，英法俄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从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人、法国人的身影出现在这里。

唐古柏就是藏印商路的最早探路者。

19世纪下半叶，英国商界迫切要求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英印政府把目光放在了西藏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上，企图将印度的茶叶打入西藏消费市场，进而形成战略扩张，扩大在华经济利益。

然而，对英印政府和商界来说，藏茶究竟在哪里生产？生产工艺怎样？茶叶如何运输？路程有多远？西藏的茶叶市场到底有多大？利润能达到多少……这一连串的问题亟须得到答案。

于是，一个又一个英国人被派到四川雅安至巴塘、云南丽江至巴塘一带的茶马古道上考察。他们从各个角度搜集、整理中国西南边疆的茶业经营情报信息。

近代进入康巴地区（今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雅安，云南的丽江、迪庆，西藏的昌都和青海的玉树一带）游历考察的外国人来自20多个国家，人数高达600多人。

外国人进入该地区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传教；二是政治经济贸易的考察；三是科学考察。

外国人入康路线主要是青康、川康和滇康三路，其中经雅州（今雅安）入康的人数占了一多半。进入康巴地区的外国人首先关注的就是茶叶贸易。

1867年，英国人唐古柏在上海接受一个欧洲商人团体的委托，寻找一条中国和印度之间更短更直接的茶叶贸易通道。

唐古柏从中国上海出发，经重庆、成都、雅州、打箭炉到达巴塘，打算伺机取道西藏察隅，再到达印度阿萨姆，却在巴塘受到抵制，只得按原路返回。

1869年5月，唐古柏获得加尔各答英国商会的支持和英印政府的协助，打算从印度阿萨姆至中国巴塘考察，中途被阻止，考察失败。

虽然探路未果，但他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唐古柏在1871年出版的《从中国陆地到印度旅行》一书，是西方人沿茶马古道探路游记的先驱之作，比英国人戴维斯于1911年出版的另一著名探路游记《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整整早了40年。

唐古柏两次进入涉藏地区，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茶叶市场”。在《从中国陆地到印度旅行》一书中，唐古柏对茶马古道沿途商贸与民族风俗都有记载和描写，可以折射出古代商路的贸易情形。

“在进入通往打箭炉的峡口处，我们超过了一队将近200人的从雅州运茶到打箭炉的队伍。在陡峭的二郎山下，在大渡河边的羊肠小道上，长长的运输队伍的侧影看上去犹如一道风景线，每个男子平均背负8包茶叶，即72公斤，也有背12包的，大约109公斤。在路上我发现过有着数百人的长长的运输茶叶的背夫队伍。”

唐古柏得知，打箭炉有48家锅庄，来自雅安、名山、荥经、天全、邛崃的南路边茶，源源不断地运到打箭炉，在锅庄交易后再转运到西藏、青海等地。

唐古柏设法从客栈老板那里打听到了砖茶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并对不同等级的茶叶产地、采摘时间、制作工序、单价、销售区域分别做了详尽的描写，为印茶的生产工艺和标准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参考依据。

唐古柏认为，在印度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种植的茶叶，能取代中国生产的茶叶，占领西藏的茶叶市场。

唐古柏回到印度后，立即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建议：中国一旦准许印度茶叶入藏，印度茶叶在与雅安茶叶的竞争中可轻易获胜——“茶叶是打通西藏线的有力武器，印茶若能取代川茶，英国将获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