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

川藏茶马古道主干道穿越了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的众多高山峡谷，横跨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三条大江以及国家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行程千余公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艰难的商贸道路。其沿线分布着众多独具文化特色的民族和族群，民族文化面貌绚丽多姿，保存着大量历史城镇和村落、古代交通设施、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多元文化交融的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这里还拥有世界上最复杂多样且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川藏茶马古道是一条藏汉物流的大通道，是多民族相互交往、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之路，更是巩固边防、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之纽带。

一个以茶马互市兴盛起来的融合之城——康定

康定，古称打箭炉，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地势呈三山夹两河之势，是川藏咽喉之地，也是川藏茶马古道上著名的三大重要商贸集散重镇（四川康定、西藏昌都、青海玉树）之一。

一、商品集散重镇。宋朝之前，打箭炉基本上无人居住，可谓是一片荒芜之地。因茶马互市的兴起，才开始有人定居，但数量不多；元明时期，这里也仅是一个小村落。进入清代，随着“邛、名、雅、天、荥”五属茶商开始向西发展，康熙年间打箭炉正式兴起，城镇人口随之增加。雍正年间，打箭炉正式设立行政厅署，并开始兴建城垣，川、藏、陕等地的商人和大贾开始汇集于这座“汉夷杂处、入藏必经、百货完备、商务兴盛”的小城市。从此，这里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商业城镇。乾隆末年，邛、雅、荥、天各州县的商人引领茶叶运输，均在打箭炉设店出售。嘉庆年间，打箭炉每年的商贸总交易额已达到“一千八百多万两”，仅茶叶的成交量每年就达“八十多万包”。清末民初，随着打箭炉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加之茶马互市的推动，每年来往炉城的商人数量多达三千多人，使打箭炉呈现出一片繁荣之势。

二、政治军事要地。茶马互市作为汉藏之间主要的交流手段之一，为统治者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促使打箭炉的行政地位不断提升。元代开始，在“茶马古道”沿线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度，在打箭炉设立了长河西鱼通宁远土司以管理此地。到了明末清初，川藏贸易集散中心因战争由内地转移到了打箭炉。明朝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买卖私茶，并制定了“茶引”制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引岸制度”。所谓“引岸”，就是固定地区，额定课税标准，由明朝官方发给特许凭证“茶引”，没有茶引则不能经营茶业。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为建立和巩固多民族国家，提出了“治藏必先安康”的政策，在康定采取了监督贸易、驻扎军队、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措施。打箭炉因此成为治藏安康的重要军事重地，受到清王朝的高度重视。直到光绪十年，打箭炉被改为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又将打箭炉改为康定府。清末，赵尔丰实施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土司与打箭炉流管共同管理商业贸易和地方事务。

三、交通运输中心。“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盖其食肉之性，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打箭炉及涉藏地区不产茶，但饮食结构需要茶叶所含的茶碱、维生素等来调节身体所需的营养均衡。由于运销线路不同，茶叶分为西路茶和南路茶。经灌县销往松、理、茂等地的称为“西路茶”；经康定转口销往康、藏的称为“南路茶”。其中南路边茶是由邛崃、名山、雅安荥经、天全5县生产制作后，运经康定到今甘孜州各县及西藏自治区。从雅安经泸定到康定的道路有三条：其一，由荥经翻越大相岭，经清溪、泥头、化林坪，至沈村渡口，过大渡河，经咱威（今得威）越磨岗岭、磨西、雅加埂进入康定。这是最古老的路线，俗称大路，也是川藏交通的要冲。其二，从天全翻山到泸定岚安，经大渡河西的烹坝、冷竹关、黄草坪、大岗，循金钗扁而下，汇康定头道水进入康定。其三，从天全翻越马鞍山，经泸定的五里沟、嘉靖河坝，过烹坝渡口，经冷竹关、瓦斯沟，这是明代开辟的路线。前两条称为小路，骡马无法通行，全靠人力背负。打箭炉（康定）作为进入涉藏地区的一个重要关口，将各种商贸品种转运至整个甘孜、西藏、云南、青海、阿坝等地。因此，川藏茶马古道再次分支为康藏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以康定为中心，呈辐射状密布于今甘孜州18个县（市）。南路可通往西藏、云南等地；北路可通往青海、阿坝等地；东路可通往凉山州的木里以及阿坝州的金川、理县等地。

旧时康定商帮的民族“三交”

随着茶马古道的繁荣，打箭炉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众多来此贸易的汉、藏、回等商民纷纷汇集炉城，因商贸的兴盛，打箭炉呈现出“人烟辐辏，市井繁华”的景象。来到康定的商贾根据经营种类或地域划分，形成了各种商帮。其中主要包括：茶叶帮，在炉城经营茶叶者，分为雅安、荥经、天全、名山、邛州五帮；成都帮，专营洋产杂货及贩卖康巴地区皮毛、土特产，约有10家；陕晋帮，专营麝香、赤金等，称金香帮，多由陕西商人经营，并在康定设有总号；四川邛州、大邑等地的商人，专销土布、哈达旗布等，称为邛布帮；渝帮，即重庆帮，经营收购康藏皮毛和土特产，专销内地，有七八家；川北帮，专售零星杂货及玻璃、铁器等，约40家，多为安岳、遂宁、梓潼等县人经营；云南帮，以营销鸦片为主，附带经营杂货和滇茶，约有五六家，多来自丽江、鹤庆、阿敦子等地；红皮帮，即制革帮，主要从事红牛皮的制作，有十多家，多由汉源人经营；汉源帮，专营烟、米、革鞋等日用品，有四十多家；银钱帮，专营银钱调换，有十多家；纸瓷帮，其中纸帮主要由洪雅、夹江一带商人组成，瓷器帮则由重庆、乐山商人专售。

边茶在康定的转口贸易，吸引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商帮汇聚于此。商帮们在商品上互通有无，搭建起一个互嵌式、空间型、生活性的各民族接触平台，开启了资源、信息、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促成了各民族在心理、信仰、习俗、血脉等方面的深度交融。至此， 一条以茶马互市为媒介、以茶马古道为轴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通道通向光明未来。

对“茶马古道”品牌的当下思考

一、茶马古道与治藏兴藏。茶马古道是见证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逐步融合的文明古道。其意义显然并不仅限于历史上的茶、马互市，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原与边疆两大文明发生交往交流融合的重要渠道，并促成了西南少数民族在情感、心理上东向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重要战略。这一战略是基于对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经验，特别是当代中国西藏治理经验的深刻总结。古为今用，将“茶马古道”文化品牌深度融合到国家发展战略中，重构“古道新韵”，做实做强新时代“古道”发展壮举，以强大的发展动力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夯实治藏兴藏的社会基础。

二、茶马古道与“一带一路”。茶马古道是指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茶马互市为主要贸易内容，以驮马、人背等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茶叶为主要运送资源，连接我国四川盆地与境外的印度、东南亚等地的古代文明通道。茶马古道起源于西汉时期，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兴盛于宋朝，延续至元、明、清。其主要线路分为陕甘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和滇藏茶马古道，其中川藏茶马古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最为显著。这条古道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8个国家均能通过川藏茶马古道实现互联互通。甘孜州作为川藏茶马古道故事的重要篇章，是省委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推进向南向西开放的关键节点，可成为“一带一路”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码头”。

三、茶马古道与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旨在立足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增强乡村吸引力，构建新时代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甘孜大地自茶马互市开通茶马古道以来，沿途形成了众多驿站、锅庄等集市。到清乾隆年间，康定锅庄发展到48家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包家、罗家、汪家和木家锅庄；规模较大的有邱家、杨家、江家、冲家等锅庄。各级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可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充分挖掘、利用茶马古道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着力建设旅游、观光、产业一体化的新时代乡村，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新模式、新经验。

四、茶马古道与全域旅游。茶马古道是西部文化原生态保留最为完好、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之一。甘孜州作为多元文化富集之地，素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多彩甘孜”之美誉。沿东、南、北路茶马古道，各县（市）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语言乃至房前屋后的宗教信仰标志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在甘孜州成为一条极具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甘孜州提出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三区”定位，突出生态功能，做实“文旅之州、能源之州、有机之州”三篇文章，将茶马古道打造为全域旅游的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历史悠久的文明通道，其主干道贯穿甘孜州东、南、北路。茶马古道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影响深远，深度结合“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全域旅游”等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茶马古道”这一有力品牌，为助力全州乡村振兴，建设团结富裕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甘孜发挥积极价值，围绕“两江一河两路”续写新时代甘孜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