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通

七月初七的夜晚，织女星与牛郎星隔河相望，人间女子对月穿针、乞求巧艺，孩童追逐摩睺罗泥偶，文人墨客吟诵“金风玉露一相逢”的诗句。这个被现代人简化为“中国情人节”的节日，实则是中华文明对爱情、时间与文化的深刻诠释。苏槿与萧三闲的《中国节·七夕》一书，以五章内容为经，以历史、习俗、故事为纬，织就了一幅七夕文化的全景图，更在星河与烟火之间，叩问着爱情的本质。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七夕文化的灵魂。书中以《诗经·小雅·大东》为起点，揭示其原型实为农耕社会对星象的诗意想象：织女星主纺织，牵牛星主牺牲，二者被赋予“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意义。然而，当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首次记载“七月七日穿七孔针”的乞巧习俗时，牛郎织女的传说已从天文纪事升华为爱情寓言。

书中详解唐代诗人林杰“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的诗句，指出其浪漫表象下，是古人对“分离与重逢”的集体共鸣。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恰似农耕社会对“时序轮回”的隐喻——爱情需经受时间的考验，方显忠贞之贵。这种观念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蝶”、白蛇传“水漫金山”等故事中一脉相承，构成中华文化对爱情的底层认知：忠贞不是瞬间的激情，而是跨越生死的承诺。

《中国节·七夕》通过辑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陆游与唐婉等十二对经典情侣的故事，揭示中华文化中“理想爱情”的双重维度。如卓文君“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决绝，唐婉“世情薄，人情恶”的哀婉，均以诗词为媒，传递对心灵契合的渴望。

《中国节·七夕》就像一把精巧的钥匙，开启了我们对爱情本质深度探寻的大门，其中首要揭示的便是忠贞作为爱情基石的永恒意义。忠贞并非是热恋时那一瞬间的激情迸发，如同绚烂却短暂的烟火；而是如牛郎织女般，即便一年仅能相会一次，也甘愿在漫长岁月中默默坚守，跨越生死与时空的阻隔，始终秉持“一生一代一双人”的执着勇气。就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当垆卖酒时相濡以沫，在生活的困苦中坚守对彼此的爱意；陆游与唐婉虽无奈别离，但那“红酥手，黄縢酒”的回忆里，仍藏着对忠贞的深深眷恋。这种忠贞，是在现实残缺中依然选择紧握对方的手，不离不弃，是爱情得以长久延续的根本所在。

责任，是《中国节·七夕》为我们勾勒的爱情画卷中不可或缺的脉络。爱情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空中楼阁，它深深扎根于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的土壤之中。书中通过剖析七夕习俗的演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唐代女子“穿七孔针”，不仅是对纺织技艺的追求，更是在展示自己在家庭生产中的角色与能力，以“相夫教子”的责任感为爱情添砖加瓦；宋代“种生求子”的习俗，暗含着对家族延续的期待，将爱情与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

《中国节·七夕》的终极价值，在于为现代人提供了一面镜子：当“520红包”“七夕旅行”成为爱情的标配，我们是否遗忘了“对月穿针”的专注、“种生求子”的耐心？书中引用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典故，提醒我们，理想爱情从不是浪漫的幻梦，而是“相敬如宾”的克制、“风雨同舟”的担当。

七夕的星空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凝视它的目光。或许，当我们放下对“仪式感”的执念，转而学习古人“对月穿针”的虔诚、“举案齐眉”的尊重，方能在快节奏的时代中，寻回爱情的本真——那是一种超越物质的忠贞，一种扎根文化的理想，一种让“人间值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