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富

每当站在折多山顶，望着脚下这片被阳光镀成金毯的土地，那些埋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总会像雅砻江的水一样，汹涌着漫上来。

这片土地美得不似人间，雪山是大地的脊梁，草原是大地的衣襟，可在旧社会，这美丽却裹着一层带血的痂。那时候，我们这些农奴的命，不如土司家的一条狗。祖祖辈辈守着牛羊，却连一口热奶都喝不踏实——每年七成的收获要上交，剩下的够不够糊口，全看老天爷的脸色。牛羊要是没了，子女就是抵债的筹码。

巴塘县的老人至今难忘，农奴丹真的女儿被土司强行带走抵债时，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在山谷中回荡了整整一夜。那哭声像带刺的鞭子，抽在每个听着的人身上，疼得喘不过气。

农奴被剥皮，我在部队宣传时听理塘县的老人们提起，光听描述，腿肚子就止不住打颤。旧社会，凡被认定偷窃或反抗的农奴，会被活生生剥皮。塔子坝的农奴次仁，只因拒绝无偿运送货物，就被残忍地砍掉双手。伤口感染溃烂，数月后，他在无尽痛苦中悲惨死去。

在这苦难的洪流里，我家也没能幸免。快十岁时，我还没穿过一条完整的裤子，一年四季就一件用破布拼的单衣，寒风刺骨时，只能死死蜷在母亲怀里，闻着她衣襟上的汗味和草屑取暖。家里没有一寸土地，母亲带着比我大些的哥哥，天不亮就去挖地主的荒地，指甲缝里嵌满泥垢，可年复一年，收成全进了地主的粮仓，我们依旧在饥饿边缘挣扎。

两个姐姐就是那时候走的。大的才八岁，小的刚满六岁，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肚皮却胀得像个鼓。最后那几天，她们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睁着大眼睛望着屋顶，嘴唇干得裂出一道道血口子。母亲把仅有的一点玉米面调成糊糊，想喂进她们嘴里，可她们已经咽不下去了。姐姐们断气的时候，母亲抱着她们冰冷的身子，一声不吭地流泪，泪水滴在姐姐们蜡黄的脸上，像雪水落在冻土里。

稍大些，我便懂了这日子的苦，也在心里刻下了一个念头：长大了，一定要把这吃人的世道掀翻了。后来啊，红旗插上了康巴高原。农奴翻身做了主人，土地分到了手里，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现在的甘孜州，公路通到了雪山脚下，藏房里亮起了电灯，草原上的帐篷前，停着崭新的摩托车。我那小孙子，穿着干净的校服，书包里装着课本，他再也不会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命不由己”。

七十五年，像一场梦。梦里是血和泪，醒来是光和暖。我这把老骨头，是从旧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的，能亲眼看着甘孜州新的模样，值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朵格桑花，都该记得：今天的安稳日子，是用多少苦难换来的。而我们这些老兵，能做的，就是守着这份安稳，直到最后一口气。

解放的曙光

1950年，甘孜州的天空终于透出了光亮——红旗漫卷高原，解放的号角吹散了旧社会的阴霾。到了1956年，民主改革的春风更是吹进了每个农奴的心里，我家也跟着翻了身：分了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甚至还分到了一头壮实的牛。摸着土地里带着温度的泥土，看着牛背上油亮的毛，我第一次觉得，日子不再是望不到头的苦，而是有了实实在在的盼头。

更让我做梦都笑出声的是，1956年下半年，母亲把我拉到跟前，郑重地说：“娃，去读书吧。”穷人家的孩子，打小就跟着苦难长大，饿肚子是家常便饭，能认识自己的名字都是奢望，上学？这是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那一刻，我攥紧了拳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不能辜负母亲，更不能辜负这来之不易的日子。

我要去的学校在康定县孔玉区民改乡角坝村，离我家足有上百里路。那路哪能叫路啊，全是绕着山走的羊肠小道，山高得能插进云里，脚下的石头滑溜溜的，稍不留意就可能滚下去。母亲不放心，便把我托付给了尼洛村的幺叔，住在他家能离学校近些。可这苦，在我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我是从旧社会的泥沼里爬出来的，饿过肚子、受过冻，这点路算什么？每天天还没亮，我就揣着母亲给的玉米饼出门，踩着露水往学校赶，我永远是第一个到校的。等天慢慢亮起来，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教室，我就趁着这晨光，先把昨天学的字在地上写几遍。

有的同学吃不了这份苦，走了几趟山路就打了退堂鼓，再也没来过。但我从不觉得累，反而学得格外有劲。语文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有魔力，数学里的每一道题都藏着学问，连地理课本上那些遥远的地名，都让我觉得新奇又向往。功夫没白费，我的语文、数学、地理考试，年年都是全班第一名，写的作文还常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上念给大家听。

童年里，我几乎没和同学打闹玩耍过，不是不想，是觉得时间太金贵。我知道，只有把书读好，才能走出大山，才能让日子过得更像样。那些在山路上奔波的清晨，那些借着晨光苦读的时刻，不仅让我学到了文化知识，更磨硬了我的骨头，让我懂得了“坚持”两个字有多重。

如今再想起那段日子，脚下的山路好像还在脚下延伸，教室里的读书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正是那段带着泥土和汗水的求学路，为我后来的人生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它让我明白，解放的曙光不仅照亮了土地，更照亮了我们这些穷孩子的未来，而能抓住这束光的，唯有努力和坚持。

从穷孩子到解放军

我这辈子最荣光的时刻，就是穿上军装的那天。打小在苦日子里熬大，家里穷得叮当响，寒冬腊月挤在漏风的土坯房，饿极了只能嚼树皮、挖草根，日子过得连牛马都不如。是共产党来了，砸碎了旧世道的枷锁，分了土地，让我们这些穷苦出身的人能挺直腰杆活下去。这份恩，比山高、比海深，早就在我心里生了根。

1964年，部队征兵的消息传来，我连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穿上军装，成为成都军区某部的战士时，我对着军旗狠狠敬了个礼——这一身军装，不仅是荣誉，更是我报答党的恩情的誓言。

那时候，我们团肩上扛着三大任务：随时准备战斗，清剿潜伏在山中的残匪，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开垦荒地、办好农场，多种青稞，既支援国家建设，也解康巴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当好工作队和宣传队，走村入户做群众工作，把党的政策讲到藏家的火塘边，让乡亲们明白好日子是咋来的。

老兵们常说：“训练多流一滴汗，战场就少流一滴血。”我跟着他们摸爬滚打，练射击、练格斗、练野外生存，手上磨出了茧，身上添了伤，但心里踏实——只有练硬了本领，才能护着这来之不易的安稳。

检验我们的时刻很快就来了，第一战就是剿灭残匪阿加。这阿加是个出了名的恶魔，体型高大，心狠手辣到连自家人都杀，靠着国民党残余和反动土司的撑腰，在当地流窜作乱，搅得百姓不得安宁。解放军围剿了十多次，都被他狡猾逃脱。

1965年3月，情报说阿加可能要去炉霍县朱窝区看坝坝电影。抓捕任务落到我们连时，全连上下都憋着一股劲。为了不让他再跑掉，我们制定了周密计划：外围有堵截，内圈有狙击，连他可能挟持群众当人质的情况都想到了，预案改了又改。

入夜，电影开场，乡亲们扛着板凳陆续进场，我们几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混在里面，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地盯着四周。阿加果然狡猾，在远处观察了好久，见没动静才敢靠近。可他哪知道，自己早就在我们的包围圈里了。

信号一响，外围部队迅速收缩，直接冲了上去。阿加见状，掏出枪就想跑，他刚扣动扳机，狙击手一枪打中他的右手。他还不死心，左手抽出藏刀就往人堆里扑，结果被乱枪打成了筛子，当场毙命。

那天夜里，看着乡亲们重新坐回银幕前，笑声顺着风飘得老远，我摸了摸胸前的枪，觉得浑身的劲儿都没白使。

从甘孜到阿坝

1966年7月1日，我站在党旗下宣誓，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一天，比我穿上军装时更让我激动——我终于能以一个党员的身份，更坚定地跟着党走了。

1968年，我们调防从甘孜州搬到了阿坝州驻防。不管是在甘孜的雪山下，还是在阿坝的草原上，我始终记着：我是穷孩子出身，是党给了我新生，这身军装穿在身上，就要对得起党，对得起百姓。

如今想起那些年，枪林弹雨里的冲锋，田埂上挥汗种青稞的日子，火塘边给老乡讲政策的夜晚，每一段都闪着光。因为我知道，我们守护的，是无数像我一样的人，再也不用过牛马不如的日子。

站在军营门口，望着迎风飘扬的军旗，我下意识地抬手，对着那片鲜红敬了个礼。右手贴在额角，指尖触到粗糙的皮肤，恍惚间又回到了刚穿军装的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动作，带着一身的泥土气和满心的滚烫，把军人两个字刻进了骨头里。

风从营区里吹出来，带着操练的口号声和饭菜的香气。这敬礼，敬的是当年手把手教我持枪的老兵，敬的是雪地里一起啃冻馒头的战友，敬的是这身军装赋予的重量。指尖微微发颤，不是累的，是心里那团火又被点燃了——不管过多少年，只要这军礼还能敬得标准，我就还是那个守着康巴的兵。

后来，我被提拔为尖刀班班长。肩上的担子沉了些，心里的火苗却烧得更旺——这不仅是份信任，更是要护着身后一方平安的责任。

那年秋天，连长普布带来群众举报：阿坝州阿坝县麦尔玛区的阿科河边，有两名残匪在活动，必须立即清剿。任务直接下到我们班，连长拍着我肩膀嘱咐：“记住，不能有任何意外伤亡，要活捉。”

我们九个战士迅速摸过去侦查。残匪躲进了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四周光秃秃的，没什么遮挡。最棘手的是，这房子只有一个窗洞，洞口被牛粪死死封住，里面肯定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给搜捕添了不少难度。我挥手示意，九个身影像铁块一样迅速散开，悄无声息地包围了土坯房。“你们四个，守住四个角，别给他们留跳窗逃跑的空子。”我压低声音吩咐，然后带着剩下的四名战士，猫着腰贴近房门。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霉味混着牛粪味扑面而来。我走在最前面，一手握枪，一手举着手电筒，光柱在昏暗的屋里扫来扫去。沿着木梯爬上二楼，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匪徒藏哪儿了？”身后的战士刚要开口，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我示意大家关掉手电，借着从门缝透进来的微光，一点点排查。目光扫过墙角那堵牛粪糊的墙时，忽然瞥见一截铁丝闪了下——不对劲。我屏住呼吸，猛地抬脚踹过去！“轰隆”一声，牛粪墙应声倒下，一个黑影窜了出来，手里的驳壳枪正对着我准备扣扳机！

说时迟那时快，我想都没想，飞起一脚踹在他手腕上。“哐当”一声，枪掉在地上。紧接着，我顺手抄起枪托，狠狠砸在他头上，那家伙闷哼一声倒了下去。另一个藏在后面的匪徒见状，吓得瘫在地上，嘴里用藏语喊着：“按我打！按我打！”——是“我投降”的意思。战友们立刻冲上来按住两人，仔细一查，那掉在地上的驳壳枪里，子弹填得满满当当，保险早就打开了。所有人都后背一凉——刚才要是慢上一秒，后果真不敢想。

带着俘虏回营时，夕阳把阿科河的水染成了金红色。连营首长表扬了我们班，说这仗打得干净利落，既完成了任务，又保住了自己人。我摸着发烫的枪托，心里清楚：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战友们心齐，是老百姓的举报及时，更是肩上那份“护着这片土地”的念想，让我们没出一点岔子。

退伍不褪色

连队的军号声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时，我已收拾好行囊，脱下了那身浸透过汗水与硝烟的军装。在部队那几年，我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从新兵蛋子拼到尖刀班班长。当年兵役制从四年改成两年，大批官兵要转入地方。命令下来那天，我把领章帽徽仔细别在军装内侧，心里虽有不舍，却明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到了地方，一样能闯出天地。

就这样，我来到了康定新都桥，后来成为藏文中学的校长。站在三尺讲台前，望着孩子们眼里的光，我忽然懂了——部队里保家卫国是责任，这里培育下一代，同样是在为国家筑牢根基。我常跟老师们说：“咱教出的学生，得像咱连队的兵，有骨气、有本事，将来能扛事。”

搞教育和带兵打仗，道理竟有相通之处。我始终觉得，定计划就像在连队定训练目标，得让大家“跳一跳够得着”。就像摘苹果，踮踮脚能碰到，人才有劲头去拼；要是目标高得离谱，再蹦也够不着，反倒磨没了心气。每年制定教学计划，我都带着老师们挨个儿访学生家庭，看孩子们的基础、村里的条件，把目标拆成一个个小台阶：今年先把及格率提上去，明年主攻尖子生，后年争取让更多孩子考上高中。就这么脚踏实地，一年一个脚印，计划从没落空过，看着孩子们一批批走出大山，我心里比当年在连队受表扬还热乎。

后来调到孔玉教育办公室，我跑得更勤了。各村的学校在哪道梁上，哪个孩子家里困难，哪个老师缺教具，我心里都有本账。下乡不光看教学，村里的事我也忍不住搭把手。看到有的村果树种得杂乱，挂果少，就去县里找农技员来指导；发现村容脏乱，就跟村干部合计着搞“清洁评比”；牧民反映牛羊饮水难，就踩着泥路去勘察水源，写报告向上级申请资金。那些年写的请示、报告、简报，堆起来能没过膝盖。有时在油灯下写材料，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恍惚间像是回到了连队写战斗总结，字里行间都是一股子较真劲儿。就说为大岗村写的那两份报告吧，一份是村史，梳理着村子的来龙去脉；另一份是开发旅游的考证，把村里的老房子、古树、传说都挖了个遍。没想到这两份报告递上去，竟真被市委市政府看中，列入了“十五”规划。听说村里已经开始修路整地，我去看了看，站在村口望着忙碌的乡亲们，就像当年看着战友们在阵地上构筑工事——都是为了好日子，都是在冲锋。

有人问我，从带兵的班长到教书的校长，再到跑乡村的干事，觉不觉得落差大？我总笑着摆手。军装脱了，可骨子里的那股劲没褪；岗位变了，可心里的那份志没改。不管是扛枪保家，还是教书育才，或是为乡村谋发展，说到底都是在为这片土地添砖加瓦。只要能让这里的日子越来越好，我这“老兵”，就永远在路上。

退休后发挥余热

加入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这十年，像一串被岁月打磨的念珠，每一颗都刻着与孩子们相关的印记。从第一次走进关工委办公室，接过那本写着“责任”二字的工作手册起，我就暗下决心：要把对下一代的这份牵挂，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下转第八版）